在英国从事研学行业的艺老师今年暑期接待了50多个中国学生，大部分是参加与英国私立学校合作的研学营，费用通常从4万元（人民币，下同，约7400新元）起跳。
还有一部分是参加与英国顶级名校牛津、剑桥合作的研学营，一些低龄儿童通常还有大人陪同，一大一小的费用至少10万元。
这名六年前开始从事中国研学行业的业者告诉《联合早报》，研学团中的高净值客户今年显著增加，和普通群体的消费能力分化明显。
在中国今年如火如荼的研学市场中，远赴英国浸濡是最昂贵的，其次为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价格大约在1万5000元左右，1万元以下则为国内研学，价位从几百元至七八千元不等。
价格上的巨大差距，把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家庭区分开来。据艺老师经营的研学机构不完全统计，参加英国研学营的家庭多集中在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以及浙江等富裕省份，这些地区也是中国传统上的教育高地。
中国华经产业研究院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研学市场消费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其中，经济强省扎堆的华东地区是第一大消费区域，占比约为35%。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数字经济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司照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研学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的产品形态，与经济表现挂钩。
在记者采访的几名中国家长中，来自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精英家庭普遍反映，周围孩子今年参加研学团的比率约有一半以上，而非一线城市的普通学校参加研学的比率不足三成，更鲜少有人出国研学。
中国经济发达省市在教育上的投入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和“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指数”调查中，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以及领跑中国经济的浙江、江苏多年来稳居前列。
具体到个体和家庭的教育支出上，中国央广总台2020年发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更为直观：一线城市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平均一年在4万4000元左右，二线城市在3万6000元左右，三线城市则在2万9400元左右。
上海一所知名公立学校的家长透露，孩子所在的班级今年至少有一半同学参加了研学团，而她自己送孩子去的是费用大约5万元的美国研学团。
这名在外企任职、不愿具名的家长说，家庭最大一部分的开支就是教育，“我只问他你喜不喜欢，喜欢我就给你报”，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放弃。
精英家庭长期投入研学 更早与西方教育体系接轨
中国官方2016年印发文件，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在学校和市场的推动下，许多家庭是近两三年才接触研学，但一些教育资源丰富、教育理念走在前沿的家庭起步则要早得多，只是当时这些项目更多被称作游学团或夏令营。
全职太太王莞（化名）育有一儿一女，丈夫是飞行员。夫妻俩最早是从2015年——也就是大女儿刚上小学时，开始送孩子参加研学。此后每年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最远的一次是2019年到芬兰呆了15天，共花费5万元。
王莞的两个孩子目前就读成都一所国际学校，今年暑假他们参加了为期六天的贵州阳朔崖攀岩挑战营，人均费用近1万元。
像王莞这样更早接触国际教育体系的精英家庭，受西方教育文化影响，近年也越来越重视对孩子体能、户外方面的培训，而这类营地因为需要专业的场地和专业人士协助，价格往往也更高。
王莞受访时介绍，孩子参与过的国内户外研学团中，最便宜的是每天1500元左右，而这个价格是其他普通观光研学团的两倍多。
针对这类家庭的需求，一些高端市场也推出了更多主打户外锻炼、体能培训的研学团。
据艺老师介绍，不少英国研学团包含体育项目，其中一项名为“英超俱乐部阿森纳足球训练营”的项目，除了满足家长对沉浸式英语环境的要求外，也让孩子有机会接触世界顶级球队，学习足球技法等。
据艺老师观察，精英家庭追求的不是“英文水平提高”，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有很强的语言基础，能用流利的英文交流，他们更多追求的是体验和筑梦，“花那么多钱，就是想让孩子在牛津大学里面体验，然后以此为目标来学习”。
前述上海家长也说，出国研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抱着开放的心态，孩子如果喜欢将来自然就会去，“说不定会种下一颗种子”。
经济低迷 荷包收紧 一些家庭“消费降级”
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尽管暑期研学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但业者反映，不少家长，尤其是经济基础相对弱的家长更在意性价比，在研学团上会“消费降级”。
近期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荷包收紧、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
虽然暑期的研学市场逆势上涨，但业者也发现，今年家长消费会更倾向追求性价比。
重庆一家研学机构创始人周萌（化名）告诉《联合早报》，由于国际机票和当地物价上涨，过去一直很受欢迎的新加坡团价格上涨约20%，“以前这个团还没开之前就有家长询问，今年直到出发前几天都没报够人数，最后只好取消”。
经营了九年研学业务的周萌今年把重心从价格较高的境外团，转移到更加实惠的国内团。
重庆家长邓婕（媒体从业员）受访时坦言，今年经济形势导致她在孩子研学上“消费降级”，“本来打算送孩子出国游，结果变成了国内游”。
邓婕为今年小学毕业的儿子报了为期七天、费用约5000元的北京研学团。
她告诉记者，由于是毕业班，大概有一半同学今年暑假参加了研学团，“开始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去新加坡，后来因为价格原因，都更倾向于北京”。
成都一家研学机构创始人宋婷（化名）告诉记者，经济下行，对消费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家长一开始咨询时，可能是考虑花1万元多去研学，但最后要交钱时，预算就降到了六七千元”。
宋婷认为，经济不好时，家长在教育上对刚性和非刚性的预算区别就更明显。
她说：“经济好预算充足，家长除了让孩子参加学科补习，也会花一些钱让孩子去夏令营研学；但现在钱包收紧了，就必须做选择，学科类补课已经把钱花完了，就不会再花钱在研学上。”
不过，和中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各城市造成的冲击情况类似，尽管整体经济低迷对大多数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开支会产生影响，但冲击力度对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来说，却有强弱之分。
传统富裕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好、底子厚，面对经济压力，家庭在教育上的开支有更大的转圜余地；对经济底子相对薄弱的地区，在教育上的刚需空间就被挤压。
前述来自上海的家长说，周围的人在消费上显得更加谨慎，但对她而言，教育支出仍然排在优先位置，影响不大。
研学选择分化背后或是保守和开放之间的分化
研学虽然只是中国教育现状的一个小切面，但受访学者认为，因为经济能力、教育观念等原因造成的研学选择差异，中国下一代对世界认知的水平可能会产生分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经济形势不好，支付能力差异就更被凸显出来。
他指出，人们会有计划地去削减开支，经济能力相对弱的家庭剩下的余钱不多，亲子教育作为弹性最大的部分自然会优先被削减。
陆曦认为，研学团的分化现象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差。
他说，中国与外部世界割裂越来越严重，有见识、有能力的家长通过送孩子研学或留学等方式，让下一代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和了解外部世界，而因为经济发展等因素，往往又只有经济更好的一线城市或一些精英家庭才有这样的机会，就会导致中国下一代的世界认知水平，因为出身不同而进一步拉大差距。
陆曦进一步解释，除了客观经济能力外，在中国国内存在信息差的环境下，家长自我选择也出现了分化，这些家长和他们下一代之间，又会形成自我价值观的一个固化和自我强化。
研学机构创始人周萌也分析说，出国研学团遇冷，除了经济原因，也和中国冠病疫情三年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走出国门有关。
她说，疫情过后，很多人对于未来会有一些惯性的、不确定的想法，加上信息流通方面的障碍，这都会带来更多疑虑，包括当他们习惯了在国内，面对“出国”，第一反应是比较陌生和谨慎的。
陆曦指出，从更深远的层面看，出国和不出国的选择，可能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乃至整个社会在保守和开放之间的两极分化，最终可能加剧社会的割裂，对未来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