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至今，一共出现过三次规模浩大的社会抗争运动：一是2003年的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大游行，二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三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反修例运动的影响最深远，除了令香港政治生态翻天复地，也改变了很多港人的命运。不过从历史长河来看，10年前的占领中环运动或许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英国政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殖民管治香港的后期，开始腾出部分权力给本地人，促成香港民主派崛起。回归后民主派政党继续垄断议会，经常利用一些具争议性的政策批评特区政府。但在另一边厢，香港民主派普遍认同中国，支持香港回归，并不太抗拒中国政府。
50万香港人在2003年上街反对23条立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香港访问，所到之处皆受到香港各界热烈欢迎，显示民主派阵营及支持者客观上都是忠诚反对派，只是争取民主的诉求与建制派不同。
到了2008年，香港人的爱国情绪达到高点。然而，大批自由行的大陆游客在同一时期涌到香港旅游，助力香港经济复苏，也给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包括导致日用品短缺及物价上升。过后几年，反水货示威进一步加剧陆港民众矛盾，加上民主派要求普选，港人对中国大陆的不满日益升温。
2014年，香港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一起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试图争取一个没有筛选机制的普选。同年9月28日，香港警方在金钟发射87枚催泪弹，驱散占领政府总部外道路的示威者，揭开了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
这场浩浩荡荡抗争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让步、为港人成功争取到普选，却孕育了民主抗争的种子，对日后的香港带来了深远影响。
香港《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平示威在1997年后也成为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根据警方数字显示，港人在回归后的头几年平均每天都会有和平示威活动。2012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50个让香港成为世界最伟大城市的理由”单元，更特别列出“无聊时，去抗争吧！”这个理由。
当年港人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一直按照原本的游行路线行走，然后很有默契地在政府总部前结束，最后和平散场。港人对政治的看法很简单：尽责任向政府提出意见，但不指望政府会马上答应要求。
以占领道路争取普选的占中运动，却是截然不同的想法，主张为了实现自认为重要的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种抗争方式大大颠覆了过往香港传统的政治想法，也为数年后民主派的激烈运动种下了火苗。
由于“占中三子”一直把公民抗命神化，许多深受影响的香港年轻人在2014年后对违法达义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暴力。 2016年旺角发生骚乱，一些参加者就上街扔砖甚至纵火烧车，用自以为是高尚的动机将暴力行为圣洁化，罔顾这些手段的后果。
2019年，香港再度爆发大规模抗争运动，大批愤怒的港人占领街头，要求政府撤回修改《逃犯条例》草案。年轻一代以更加暴力的行式，例如扔汽油弹与港府抗争。这场运动的前身，其实就是“占领中环”的运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占中运动，港人是不会在2019年走向“勇武”。
与此同时，民主派一向不主张香港独立。但在2014年占中运动期间，部分人不断妖魔化“中国人”三个字，鼓吹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促使港独思潮滋生。2014年后，香港社会经历许多跌宕起伏，社会运动急剧激进化，港独主张的支持率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一度增至三成。这也是北京官方实施《香港国安法》“止暴制乱”的其中一个原因。
如今回头一看，从反23条到占中，再到反修例，三场运动的规模尽管有大小之别，却有一定的延续性。而占中是当中最关键的一场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影响至今。
今年是占中运动10周年，“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庭因涉及“串谋颠复国家政权”正被港府囚禁，朱耀明及陈健民则先后赴台湾定居，近来不断公开忆述占中期间的点滴，声言当年的做法没有错。《香港国安法》及23条实施后，社会暂时已回复安定，港府全力聚焦经济发展，打造“爱国者治港“的新香港。到底哪一方的看法是正确的呢？恐怕要等待日后历史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