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这个具争议的生育方式，在中国变得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普遍。选择代孕的群体中，有不面对生育困难的富裕人家、单身者，有不孕不育的夫妇、失独年长者、性少数人士，还有想生混血宝宝的前卫家庭。在赋予中国家庭形态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代孕也对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发起挑战。
彭宇和李晓云（均为化名）在一道帘子后，焦急地等待，空气凝结着紧张与不安。
彭宇拿着手机悄悄录音，他希望捕捉房间里生命到来的瞬间，双手却不由自主地发抖。
忽然，他们隐约听到有人轻声说“生了”，一声婴儿啼哭传来。这对中国夫妇第一时间望向对方，击了一下掌。隔着一道帘子，他们的下一代，通过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
彭宇夫妇晋升为新手父母，耗时近三年的美国代孕之旅圆满落幕。至于帘幕后怀胎九月的美国女子，她的工作也在这一刻结束。
选择代孕这个仍具争议性的生育方式，是彭宇夫妇双方妥协的“理性选择”。李晓云不抗拒养育孩子，但不愿经历怀胎与生产过程；彭宇很渴望养育小孩，但也理解妻子对生育的顾虑。大约四年前，代孕的念头在他们脑海中浮现。
他们一向自认敢于拥抱新事物，在2021年8月启动代孕计划时，原本以为选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没想到进行到一半时，两人意外发现，朋友圈里早有人已经代孕或正在代孕。
在中国，代孕正变得比一般人想象中更普遍，选择代孕的夫妇、甚至单身者悄然增多。代孕合法、法律完善、医疗水平先进的美国，是经济条件优渥育龄夫妇的常见选项。
受访美国代孕机构 一半客户来自中国
受访的两家美国代孕机构都向《联合早报》证实，公司的代孕客户有约一半来自中国，这个比率还在增加。在美国本土已经营多年的西海岸代孕（West Coast Surrogacy）告诉本报，10年前客户中就有四成来自中国。
世界各国对代孕的法律立场不同，社会价值观与接受程度也不一。在新加坡，代孕是非法的；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商业代孕，但允许利他性质的代孕；美国的部分州法律允许商业代孕服务。
不过，在美国代孕一个孩子18万美元（约24万新元）至25万美元的花费，是很高的一道财力门槛。数量更加庞大的代孕需求在中国国内被消化，形成一条错综复杂的地下代孕产业链，不被主流社会观念认可，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
中国代孕机构成倍增长
以据称是中国首家代孕公司的AA69在2004年成立起算，过去20年间，中国代孕机构数量成倍增长。据中国媒体《财新》估算，2017年全中国提供代孕服务的企业达到约1000家，其中成规模的有二三十家，中国一年代孕数估计达到2万。七年后的今天，这个数目应该只增不减。
这些处在社会隐匿角落的中国代孕机构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更高的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杭州等。
记者联系上海、武汉等地共五家代孕机构后发现，各家机构的流程大致相同，一般包括体检、排卵、胚胎培育和移植、孕母产检和生产等环节。代孕一个孩子的价格在45万元（人民币，下同，8万3600新元）到80万元之间。
接待咨询的工作人员自称“生殖顾问”，有人还大方展示正脸的职业照，营造专业可靠的形象。他们能流畅细致地介绍不同服务配套。为了避开敏感词，这个产业形成一套隐晦但很容易就心领神会的暗号，比如“dy”代表代孕，取卵变成“取L”。
针对潜在客户的各种担忧和顾虑，“生殖顾问”都以娴熟的话术应答如流，比如承诺合作的妇产医院“事先已经打点好”，即使医生、机构被抓等问题都能搞定，还称代孕“不是刑事案件”“交钱当天就能出来”，以让客户放心。
这些代孕机构能持续运营，也有赖于它们与地方医院不可告人的联系。青岛官方最近公布对据称是华北最大地下代孕实验室的调查结果，发现当地公立三甲医院医生牵涉其中。
据《联合早报》了解，目前中国代孕机构提供的孕母，主要是来自经济欠发达的云贵川地区、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妇女。与此同时，愿意从事代孕的妇女越来越难找。这可能与中国经济条件普遍提升，以及代孕需求颇大有关。
还有一些人以私人方式征聘孕母，他们在一些特殊地方张贴小广告，为自己招揽与挑选孕母。
业者：逾六成寻代孕者 因为生理缘故无法生育
在庞大的代孕需求群体中，除了那些本身没有生育困难但选择代孕的富裕人家，或是想要孩子的单身者，更多的是因生理原因无法生育的群体，如不孕不育夫妇、老年失子失独、大龄想要二胎三胎的群体。两家美国代孕机构告诉记者，这类代孕需求约占整体需求的60%到90%以上。
中国的代孕寻求者中，还有一个独特的小群体，就是性少数人士。
33岁的刘子凡（化名）和伴侣的代孕宝宝今年5月在美国出生。在正式决定代孕前，他经历了相当长时间“领养还是代孕”的挣扎。
在刘子凡的认知里，领养是帮助一个孩子，而代孕是从无到有创造一个生命，血脉相连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负担。最终，他还是选择血缘。
代孕是刘子凡制造有血缘关系下一代的唯一出路。对于更前卫的一部分人来说，代孕甚至不一定要有血缘联系。
彭宇夫妇便属于这一类，他们的儿子有父亲彭宇的基因，但与李晓云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医生发现李晓云卵子的数量偏低，经过一番权衡，夫妇俩最后选择了成功率更高的捐赠卵子。
虽然儿子跟自己无血缘关系，但李晓云并不在意。她不认为这会影响夫妻关系，或是自己对孩子的爱。
据了解，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代孕群体选择其他种族的基因，想要有个混血宝宝。由美国加州华人经营的代孕机构GSHC创始人申佳受访时说，想代孕生混血宝宝的中国单身者或家庭数量不少，其中有的夫妻在生下亲生骨肉后，再代孕生混血的二孩与三孩。
申佳说：“在大爱的基础上，这个家庭可以更多元化。即使不是我的基因，我也可以去爱，对吧？”
传统家庭伦理关系被挑战 亲子关系难定义
“代孕让家庭更多元化”的说法在理念上很宏大，却避不开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领养？在赋予中国家庭形态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代孕也对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发起挑战。
代孕伦理争议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生育技术已经可以完全剥离基因和生产过程时，亲子关系该如何定义。提供基因的卵母、怀胎生产的孕母、发起代孕的户籍母，谁才是真正的母亲？
在自然孕育过程中，女性怀胎10月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结，再经过一朝分娩之苦成为母亲。代孕跳过这个过程，是否会使亲子关系不完整，或让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珍惜生育和成为父母的价值，也成为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文海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代孕导致从法律上认定谁是母亲出现障碍，带来亲子关系的“极大不稳定”，这是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未让代孕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代孕的另一个伦理争论焦点围绕妇女剥削。反对一方认为，商业代孕将女性生育变成一种商品，是对女性的剥削，还会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
支持一方则认为，代孕给予生育困难群体成为父母的权利，让所有群体都能享有生育权；在美国等商业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代孕是双方完全出于自愿的交易，法律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孕母权益。
学者：大多孕母较贫困 代孕出于无奈并非自愿
不过，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教授丛亚丽受访时说，尽管无法生育“很值得同情”，但伦理学普遍认为，代孕带来的潜在问题更多，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丛亚丽指出，大多数孕母都是贫困女性，代孕并非自愿，更可能是出于无奈。“她有更多具体的困难，她是牺牲了一些事情去做（代孕）。”当困难过去后，这些女性重新思考自己的代孕行为时，往往会感到难过。
徐文海也认为，虽然寻求代孕者不可否认拥有生育权，但生育权不可以凌驾其他权利之上。在无法消除代孕对孕母的剥削之前，“你不得不接受法律和技术的桎梏”。
但徐文海相信，代孕商业化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到来”。目前中国法律已允许捐精，接下来非商业捐卵也有望放开，随着技术进步，人造子宫代孕未来也将成为可能。“我们慢慢往这个方向走，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儿子出生第一晚，彭宇夫妇在医院里，第一天照顾宝宝，手忙脚乱的夫妻俩像是“打了一晚上仗”。
对于中国数以万计的代孕家庭来说，孩子出生并不意味着代孕旅程的结束，而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代孕带来的法律、情感和社会挑战，可能要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慢慢消化。
多次把代孕形容为“理性选择”的彭宇，在受访时也透露出理性背后、更重要的感情原因。“我很想要孩子，但我们也没有勇气因为孩子跟对方分开。”
李晓云通过代孕解放了子宫，但她偶尔也担心自己跟孩子不亲，在意丈夫的感受。她在采访过程中问起丈夫：“你的朋友会不会背地里跟你说，担心你老婆跟孩子不亲？”
每天夜里，新手爸爸刘子凡会起床给儿子喂奶。他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有时他会想，长着蓝眼睛的儿子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不同，那时该如何告诉儿子，“你的家乡是哪儿？你的根到底在哪儿？”
他更忧虑的是儿子上学后会不会受到歧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足够的爱，让他强大一点，知道代孕是OK的……”
昔日“代孕村” 如今孕母难求
走进湖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不论是去到卫生所、小卖部还是麻将馆，对方开口第一句都是：“你是来找代孕的吧？”
没等记者开口，对方给出近乎一致的回答：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代孕了。其中一家麻将馆老板更是语气恳切地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七里村，曾是中国有名的“代孕村”。由于地理上靠近代孕机构集中的武汉，“去城里代孕”成为不少村里女性的赚钱手段，每生育一孩可为家庭带来15万元到25万元的报酬。当地村民七年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村里99%的女人都做过代孕”。
《联合早报》记者10月下旬走访七里村，向多名村民和店家询问后得知，昔日的代孕村已不再依靠妇女的肚子养活。随着曾代孕过的“80后”女性年纪渐长，加上村里经济条件改善，现在当地愿意做孕母的女性越来越少。
过去10年地下代孕产业 移至更欠发达云贵等地
曾经集体代孕的村庄，如今却孕母难求，反映出过去10年中国地下代孕产业的地域变迁，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中部，转移至更欠发达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
然而，中国法律对代孕的态度几乎是20年如一日。中国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一方观点认为，上述《办法》颁布年代久远，加上只是部门规章效力较低，因此导致商业代孕机构难以受到法律约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代孕法规留有一定模糊性存在多种考量。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文海认为，这恰恰是“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种体现，即制定法律时要想清楚“板子打在谁身上更有效”。
他解释，虽然代孕会对孕母身体造成伤害，但只要孕母愿意出售自己的生育权，且代孕双方不发生纠纷，对于社会公义的伤害其实并不大；对于无孩父母追求子女的心理，也不宜过度苛责和惩罚。
民众对代孕普遍持负面态度
徐文海认为，真正应该惩罚的是代孕机构，并且也不应排除入刑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目前违法成本较低，而回报却很高，导致许多机构被抓便“换个马甲再来”。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法律仍须直面问题，将代孕更明确纳入法律的框架里，包括区分合法与非法，保障孕母的权益等。否则，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在灰色代孕产业链中，可能受到更严重的剥削。
从社会舆论上来看，目前中国民众对于代孕普遍持负面态度。红极一时的中国女演员郑爽，2021年就因代孕弃养事件遭受舆论猛烈抨击，被10多家中国官媒齐声谴责，之后便消失在公共视线中。
舆论的负面观感，一方面是因为代孕的高昂价码决定了它是富人阶级的特权，尤其是让有客观的求子需求、却无法负担代孕费用的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
另一方面，代孕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通过别人的子宫生孩子不仅不被接受，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中国官媒对郑爽的批评就包括：“错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贻害世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