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泉野

过去一周，极端暴雨肆虐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在应对过程中，有几件事情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且这几件事情看似彼此孤立且事发偶然，但内里却又有着某种共通性和必然性。

首先是“邀请函”的问题。根据《南方周末》发表于8月1日的《涿州：等待救援》一文的披露，多支民间救援队前往涿州，但卡在“邀请函”上。因为按照规定，外地的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开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后，救援队方可出发。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两支山西的救援队原计划是支援北京，因此手续未全，他们向一位当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申请开函，被婉拒。一家山东的救援队表示，他们也难以从当地应急管理局开到邀请函。“由于灾情影响通讯，申请开函的时间难以把握。”一位江苏的猎鹰救援队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当地通讯瘫痪，邀请函过了好几个小时才传送到救援队的手上。另一位负责帮助救援队对接应急管理局的志愿者表示，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也受洪水浸泡而断电，通讯信号也十分差。此外，等待救援的市民、村民有的也困在了邀请函一事上。

随着舆情发酵，保定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有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协调机制，“首先从全市调配，如果不够，再向省厅报告，从全省调配，主要是就近调配，逐级调配。河北省的救援队伍也非常多，平时的培训考核、装备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从安全性考虑，外地过来路途遥远，不能因为救人造成自身损失。”“不是说不让外地救援队伍来，安全第一，科学施救，如果大家都盲目跑过来，高速也堵了，救援现场也堵了。”2日下午，外地民间救援队伍进入涿州，已无需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函件，“下高速扫二维码登记讯息，免费通行。”

其次是高速排队收费。据媒体报道，8月1日，河北省保定市白沟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紧急通知，称由于暴雨和涿州洪水，当地的河流存在一定程度的决堤风险。因此，有关部门要求当地自建平房、门店以及楼层位于一层和二层的居民，连夜撤离此处避险。很多居民只能被迫选择连夜开车撤离。情况可以说万分危急，然而，当数以万计的车辆举家撤离时，却被堵在了收费站。

车辆被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白沟收费站，只开了两个通道，其他车道没有开。二是因为需要排队领卡，不领卡不能进高速。该事件之所以引发舆情沸腾，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此举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因为按照常理常情，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收费站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开启快速通道，而不应该浪费时间排队等待交卡。

对此，当地高速管理部门回应称，他们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如果所有车上道时都不拿卡，那么下道时会给其他收费站带来巨大工作压力。至于高速路口堵车的情况，是因为有部分车主在上道后，由于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导致大量车辆在路口堵塞，从而影响了交通的顺畅。

最后是“护城河”争议。暴雨灾害发生后，有关“河北、天津泄洪是为了保北京”的说法就开始在社交媒体流传，不少专家亦出面辟谣解释，比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表述。蓄滞洪区的运用是在流域的尺度做统筹考虑，一般来讲蓄滞洪区的有效性是对下游而言，并不是对上游而言，所以蓄滞洪区的应用是针对天津而言的。天津的水位降低，并不等于北京就不会被淹。”

官方的解释还未能说服民众，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一句“护城河”却引发众怒。根据倪岳峰在保定市和雄安新区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时的说法，河北要“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8月1日，水利部召开海河流域性洪水防御工作专题会商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抢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拒马河交叉段险情，确保工程安全。加强永定河左堤、白沟河左堤等重要堤防防守，落实薄弱堤段防御措施，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

官方数字显示，河北省已有94个县区、826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截至3日上午10时，河北省共转移群众122.9万人，其中蓄滞洪区转移85.72万人。

以上三起事件，看似彼此孤立，却有着某种共通性，人们很直观看到的是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背后却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的“变通”问题。类似的事件，疫情期间已经发生过不少，最近黑龙江佳木斯在小区内建方舱医院只因“钱批下来了”，只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后果之一。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此前在接受《香港01》记者专访时，对比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变通。当时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政策不管好坏，到了地方上之后，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下来，因为中间很多变化，很复杂，也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和前进的一部分。但这些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就是一个政策明明不合理，不符合实际条件，但却能贯彻得非常有效，以往的‘变通’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层层加码。”

为什么会这样？项飙归结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治理的高度技术化，原来的治理主要还是靠人，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讨价还价，官僚内部的利益分配，有这些人的因素在，但现在因为技术化程度非常高，整个官僚体系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机器。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性社会的力量变得非常弱，原来一个政策下来，地方性社会包括官员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不管是走样还是打擦边球，或者说抵制，至少在‘动’、在组织，但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了。”

当地方政府不再“变通”，官僚主义只会愈演愈烈，而官方三令五申的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果不从源头上根治，恐怕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本身，也会成为另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