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以色列与泰国都遇到不小的麻烦。以色列是司法改革问题，泰国则是大选后的组阁问题。表面看来，两国问题并不相同，但从本质来讲，两国困境都因宪制议题而起。以色列的司法改革触动了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三权关系；泰国组阁困境背后是对王权地位的不同主张。无论是三权关系还是王权地位，都是根本性的宪制议题。与一般性的政策分歧相比，围绕宪制议题产生的体制分歧，更难以妥协，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威胁也更严重。如何解决因宪制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分歧，既考验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验民众的信念。

政策分歧与体制分歧

民主政治必然伴随不同意见的表达与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和争论，民主政治的真实性就要画个问号。然而，如果分歧过大或反对过于强烈，就会影响民主体制的自身生存。

对此，思想家与学者有广泛论述。

早在18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大卫·休谟就意识到，政党间良性竞争的前提不应是宪制层面的根本分歧：“事实上，只有下述政党才是危险的，它们对政府的本质，对王位的继承，或者对政体的几个部门应掌握的重大权力，抱有对立观点，没有妥协或调和的余地，把这种争执看得如此重大，甚至认为武力反对对方的要求都是有理的……这种敌意有时爆发成为内战，有时引起激烈的革命，不断危及国家的和平和安宁。”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在一篇论文中区分了意见（opinion）与信仰（faith or belief），意见可以因现实证据的变化而改变，信仰则不会。如果政党间的分歧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差异之上，任何妥协实际上都难以实现。他也坚持认为，任何关于政府形式的问题（forms of government）都不应成为政党争论的问题，因为政党间很难就这样的问题达成妥协。

因此，我们可以将不同政治力量或政党之间的分歧，区分为政策分歧与体制分歧：对具体政策的不同意见属于政策分歧，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和基本价值的分歧，属于体制分歧。政策分歧好解决，体制分歧则难妥协。当只存在政策性分歧而不存在体制性分歧时，政党间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来竞争。

恩格斯对英国的观察，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在英国，至少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而作为辉格党与托利党前身的圆颅党与骑士党之所以兵戎相见，就是因为二者之间在王权、宗教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体制分歧。

以泰两国的宪制议题冲突

在以泰两国试图推进的改革中，围绕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价值产生的体制分歧，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无论是三权关系还是王权地位，都是根本性的宪制议题冲突。

自今年1月以色列政府公布司法改革方案至今，抗议声音已持续半年有余。内坦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举措，主要包括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威和权力、对司法制度进行变革，将以色列法院的法官遴选委员会，控制在政府和政党手中，从而达到削弱司法分支的权力，加强行政分支权力的目的。对上述宗旨，内坦亚胡表示意在纠正“以色列民主的不平衡，司法机构僭取了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所有权力”。

与很多国家不同的是，以色列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并没有一部法典明确规定三权之间具体的权责关系。但内坦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举措，明显打破维持多年的政治惯例。因此在国会通过改革法案后，反对派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不得不面临对一项削弱自身权力的法案作出司法裁决。这将司法权推向窘境，也是对三权关系原则的挑战。

泰国此次组阁困境的背后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提防，是新旧势力之间又一次正面交锋。前进党党魁披塔在第一轮首相选举失势后，国会两院决议禁止他再次参选，这可被视为保守派的主动出击。这一组阁困境的产生，主要源于前进党代表的新兴力量，对国王地位提出质疑，也暗含着披塔所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对平等、法治、稳定等价值的追求。

泰国在法律层面属于君主立宪制，但在现实层面，国王保留不少权力。同属保守阵营的军方与王室往往相互勾连，造成泰国民主体制多次动荡，这自然引起年轻选民的不满。前进党和披塔竞选的诉求是修改“冒犯君主罪”、改革军队、对富人征重税等，因而深受年轻选民青睐。保守派的临时举措，固然能对局面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君主制、军队干政这些造成年轻选民不满的因素，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政治动荡的阴影就会一直存在。

民主体制的生存与选择

民主体制需要不同意见的争锋，这是现代民主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而，如果不同政治力量的分歧是体制分歧而非政策分歧，民主体制的生存就可能受到威胁。当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是具体的政策问题，尤其是社会经济议题时，谈判妥协的空间较大，因此通常以谈判、协商等政治手段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之间的争吵通常是围绕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具体经济议题展开。这也是其民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同时我们也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不是具体政策，而是有关主权与领土、宗教信仰、族群关系、政权结构等根本性分歧，彼此之间妥协谈判的空间就不大，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可能性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体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

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认为：“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一个可能基础，的确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这样的冲突，也就是说真正的冲突，唯一结果就是内战和分裂。”

当然，现代民主也不是没有为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留下出口。

比如宗教信仰问题，这个曾经重要的政治议题，在多数国家都已被降低为个人信仰自由问题，通过去政治化来降低冲突性。对国家根本制度——宪制的调整问题，很多国家则规定了较高的通过标准，如议会的绝对多数通过或全民公决的批准。

以色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英国一样是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就是没有统一的法典化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议会以简单多数而非绝对多数，通过具有重大影响的司法改革方案，必然引起反对派的抗议。要让重大宪制改革方案的通过具有合法性，未来以色列就必须要改革，规定重大宪制改革方案的通过，必须以绝对多数或全民公决才具有合法性。

泰国的困境在于，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王室力量对政治的嵌入太深，任何深入的改革，都必然会触动王室利益。与此同时，国王又是国家象征，超越所有政治势力之上。保守势力通过与王室的绑定，来维护利益并抵制变革力量。以披塔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则将变革矛头指向王室，希望通过废除“冒犯君主法”这个紧箍咒，来为进一步的改革松绑，这显然是保守势力坚决不同意的。泰国未来的关键，可能取决于国王的角色选择，即如何在全民象征与保守势力之间进行平衡。

作者张建伟是中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云新亮是该系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