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早报》刊登一篇关于本地初院课程中国通识(China studies)的专题报道《中国通识取消撰写论文盼更多学生报读》,读来颇有感触。

据报道,近些年修读中国通识的学生数量锐减,主要是因为这个科目太难。笔者认识好几位修读中国通识的学生,更有一位密友曾经教授中国通识多年,因此对这门课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诚如报道所言,这门课要深入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种种课题,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质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但也正因如此,课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中国通识课程于2007年由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倡议推动开设,旨在培养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内政外交的人才。李光耀的远见卓识,世所公认,在开设中国通识课程这件事上,也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形成规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于是世界各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而且取代传统汉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主流。

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一向在中国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席位。开设中学生版的中国研究课程——中国通识,并且踩在2007年这个时间节点,实在具有先见之明。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一般上是高校和智库。新加坡在中学阶段开设中国通识课,或许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课程内容之广之深,连中国师生都感到吃惊。另外,高校和智库主要培养专业学术人才,而中国通识则主要在知识和思维方面,夯实学生基础,帮助他们将来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行,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在高科技方面,中国虽然与美国和欧洲还有一定差距,但奋起直追,已经在5G、云计算、量子科技、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具备技术和商业领先优势。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解中国,可说是当今和未来本地职场发展必备的技能之一。

笔者所认识的那几位学生,分别在金融、科技、法律、媒体、教育等领域工作。他们都表示,中学时代的中国通识训练,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中国通识不仅让他们了解中国,也开拓国际视野。另外,中国通识通过问题导向和思辨研讨的教学方式,训练学生形成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能够准确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几位学生,个个思维严谨、谈吐不凡,而且资料检索分析能力极强,让笔者一直感叹后生可畏、未来可期。

论文对中学生是浩大工程

如今中美关系紧张,从政府到民间各商业机构都要懂得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维护自身利益,避免成为中美对抗的牺牲品。不仅如此,新加坡更可以在这变化不定的国际局势中,采取稳健务实、明智开放的策略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左右逢源。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的准确把握,已经使新加坡愈发成为国际资本与高端人才趋之若鹜之地。在帮助本地人才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提升竞争力方面,中国通识课程大有可为。

然而很遗憾,根据报道,近年来中国通识学生不断在减少。其中一大原因便是中国通识必须撰写独立论文。大量资料检索、做问卷调查、进行专人访谈,然后撰写论文、制作图表,整理脚注和参考文献,历时半年甚至更久,对中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浩大工程。因此,对于新教纲取消论文撰写,笔者是理解赞同的。笔者下载阅读了新教纲,发现不仅内容丰富全面,结构上也体现出从特征到挑战再到解决策略的完整层次。例如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谈到出口依赖问题,再谈到中国的拉动内需发展策略,一个课题学下来,就是一份深度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取消论文所带来的不足。学生在没有了论文的压力之后,可以进行更广泛阅读,以更灵活的方式学习教纲中的每一个课题,相信能取得更大收获。

另外,笔者也了解到,中国通识开课的学校和选修人数都在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师资不足。课程内容范围非常广,许多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中学教师的专业范畴,例如金融、债务等等;而且多数内容又不断随着时事的发展而变动,例如中美关系。教师须要花费大量业余时间进修和不断跟紧时事,还要想方设法深入浅出地教学,再加上指导论文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工作量极大。报道中采访的毕业生说,中国通识的老师都学识丰富且充满热忱,诚非虚言。有的学校因为选修人数不多,教授中国通识的老师还得兼教其他科目,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此种种,使得能够胜任或愿意承担课程任务的教师非常有限。有学校在原有教师退休、离职或转变工作岗位之后,后继无人,只好关闭这个科目,非常可惜。

如今,中国通识课程教纲做了大幅度调整,既满足时势需要,也更符合现实条件。只要加强师资培训,加大宣传,相信选修的学生会越来越多。衷心希望这门课不断壮大,为新加坡培养无数立足本地、透视中国、放眼世界、纵横天下的人才精英。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