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欧美日企业倒闭潮的背后推手

从美国到欧盟再到日本,时下三大经济体中的企业倒闭破产现象正愈演愈烈。不仅制造业批量倒下,服务企业也纷纷关张;不仅大中企业接连解体,小微企业也竞相出局;不仅初创企业大片歇业,成熟企业也集群停摆;不仅传统行业尸横遍野,新兴行业也白骨累累。

标普全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具规模企业(资产介于2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的破产数量达到324家,为往年同期的两倍之多。与此同时,笼罩在欧元区企业头上的破产乌云更为浓密,其中德国上半年的破产企业达8400家,破产申请数量创下20年来最高水平;法国仅第二季度的企业破产数量就达1万3200起。影响所及,整个欧元区企业的破产速度不会低于去年全年23%的增速。另据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上半年英国企业破产总数达1万3000起,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7%;来自东京商工调查发布的最新数据,继今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数量达到4042家且同比提升32%之后,7月份日本破产企业又增758家,且已连续16个月同比增加。

按照标普全球的分析报告,过去15年,发达国家的企业随时可以合理地获得利率为4%至6%的债务融资,尤其是在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利率推低至零附近,以及欧元区和日本推行负利率的时期,企业融资成本更为低廉。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了欧美日企业十分顺畅的“举债经营”,也使得“借新还旧”模式得以延续,企业破产风险故而明显降低。

然而,当宽松货币政策遭遇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时,前者就立马停下脚步并快速收紧政策口径,企业债务成本于是飙升至如今的9%至13%。全面衡量,除日本外,不断提升的融资成本应当是砍向欧美国家不少企业的那把利刃。

过去一年半,美联储11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最终上调到5.25%至5.5%,与此同时,欧央行九次升息,存款利率、边际贷款利率和再融资利率,同步提至22年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央行更是连续14次加息,利率从两年前0.25%跃升至5.25%这一15年来的最高水平。利率的提高首先强化了商业银行对申请授信企业的道德风险控制,以及顺周期的管理行为,相应便会明显提高浮动贷款利率,同时压缩授信规模;甚至当企业经营逼近盈亏平衡点时,银行还会抽贷与催收。在成本增升以及回血与补血无力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非常容易断裂,最终只能无奈选择破产。

特别要指出的是,相比大企业拥有较高的资信,可以选择长期与固定利率贷款,许多小微企业只能持有浮动利率的贷款,利息支出容易随利率提升快速叠加,最终借贷成本压力更加剧烈,破产死亡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的走高也必然带升资本市场利率,即债券利率的抬高。这样,高利率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流动性的公司,不得不支付更高融资成本,也代表那些背负巨额历史债务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偿债成本,更显示出那些急于业务拓展的企业,须要支付更高的再融资成本,破产于是覆盖到欧美国家所有行业。

在高融资成本施压的同时,成本推动型通胀也如影随形。过去两年,欧美日物价上行幅度都创下数十年新高,尤其是欧洲国家与日本能源自给率低,因美元利率日益走高,拉动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欧洲国家与日本快速生成输入性通胀,企业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原材料与燃料进口费用。不仅如此,英国与日本还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升的严峻考验,两国不仅存在同样的劳动力供求失衡现象,空缺职位与求职者之比,英国达1.40,日本为1.32,市场本就存在工资上涨内驱机制。同时,日本政府提出企业涨薪的政策要求,英国国内接连爆发为加薪的大罢工,于是人们看到,继2022财年创下2.27%这一31年来的最大薪资涨幅后,今年日本企业员工工资将续升3.69%;英国继2月至4月创下纪录后,今年3月至5月国内固定工资(不含奖金)同比增长7.3%,再创历史新高。

流动性不足提高融资困难

也正是残酷的进口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对利润的双重吞噬,欧洲与日本企业的破产严重度,要远超美国。

进一步回溯分析发现,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还是日本央行,都在本轮通胀来临前采取了量化宽松(QE)与量化质化宽松(QQE)的货币政策。前者主要采购国债,后者则集中从二级市场购买企业债券、股票市场ETF以及房地产基金等产品;美联储甚至通过QQE破天荒地采购垃圾债券。即便欧洲与英国央行以及日本央行没有像美联储那样好坏一律通吃,但所购买的ETF产品中,也少不了非投资级以下的BB级债券。中央银行于经济下行周期入场购买企业债券,在为市场注入充沛流动性的同时,也及时满足了企业资金流转需求,同时提振了企业的商业信心。

然而,由于债券发行不愁买家,风险也不乏有人兜底,融资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顺畅与容易。因此对企业而言,不须要转变商业模式,也不须要强化管理,更用不着产品的迭代与升级,便可以“躺赢”的方式存续下去。可是,当QE与QQE停下脚步并开始“缩表”,那些先前趁机猛加杠杆或者负债沉重的企业,会突然发现身陷“失血”困境,特别是垃圾债券不仅利率高,且久期还短,发行主体所面对的偿债压力空前巨大,失去后援资金的前提下,企业最终只能以破产了结。从这意义上来说,欧美日企业整齐划一的加量倒闭破产,其实是QE与QQE日益积累风险的集中释放。

与QE与QQE相比,冠病疫情期间,欧美日三大经济体推出的救助政策,虽对不少企业更显直接功效,但最终也产生了许多的负反馈冲击与危害。疫情暴发不久,美国与欧元区以及英国政府给企业提供财政资金驰援与税收减免,日本政府对企业实行无利息、无担保的“零零贷款”政策。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临时性帮扶政策启动了逐步退出的节奏,致使一度在疫情中视政府为救命绳索的企业,立马感到极度不适应,先前的硬伤与软肋,也更醒目地暴露出来,依托输血活命的方式,再难以为继。

危机管理式的救助政策,的确帮助了相关企业达到保命与续命的目的,但也使得不少“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本该破产的企业未能及时出清,市场优胜劣汰功能受到抑制,企业也可能错过业务重建与资产剥离以及商业模式校准的机会。只是严重通胀与高利率成本勾兑而成的市场淘汰力量,以十分残酷与无情的面孔出现,许多企业不是束手待毙就是倒地而亡。很显然,现时欧美日企业的密集破产,实际就是一个被政策推迟的商业结果,是市场自我纠错与行业深度洗礼的一场微观重塑。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地方法院今年一季度累计收到1.62万份破产申请,但申请并不等于真实破产,审理的最终结果必会令实际破产数量大超目前存量。同时,根据全球信用保险公司安联保险的最新预测,今年欧元区企业破产数量将突破去年水平;英国约有2.85万家公司破产,同比增加16%。日本方面,2023年企业破产规模再上台阶已基本没有悬念。另外,综合普华永道与安联保险的分析报告,2024年欧美日企业的破产潮现象,可能还会继续加剧。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