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柬埔寨完成了权力交接。洪森及其领导的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这是场缺乏竞争也少悬念的选举。随后,洪森宣布辞去首相,将权力让渡给长子洪马内,自己则留任人民党党主席和国会议员。早于本年3月,洪森还委任次子洪马能为陆军副司令。这种操作意味着这个国家,成功通过民主形式,达成了“家天下”的实质;二是当地时间7月26日,西非内陆国尼日尔突发军事政变。当日早些时候,尼日尔总统府卫队封锁了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府,并扣押了民选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数小时后,自称阿马杜·阿布德拉马内上校的政变军人代表,于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称,由于尼日尔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对社会经济治理不善,他们决定推翻巴祖姆政权,接管国家事务。

其实,尼日尔、柬埔寨是道不孤的,君不见前几年的缅甸,也由民主国家突然回潮到军事专制政体。这类国家还可列一个长长清单,譬如:塞拉利昂、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布隆迪……就是津巴布韦,也是在独立之初,在联合国和原宗主国监督下,组成民主政体,但其后逐步演变为穆加贝的个人舞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和哈佛大学教授巴罗的观察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是穷国。问题来了,为何穷国的民主总是那么不具可持续性呢?

针对这个问题,学界已做过广泛的讨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韦伯就曾说过: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使用各种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民主较多或较少的那些国家的平均值。通过这些广泛的信息资料,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结果显示: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越高的国家,民主程度越高。反之,无论是财富还是工业化水平,或城市化程度,抑或教育水平,平均数越低的国家,民主程度也越低。

李普塞特所观察的是二战后至1955年这1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他的观点在后来的时间维度里,是否还站得住脚?博伦(Kenneth A. 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这篇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简化为GNI一项。在他看来,与GNI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各国GNI为标准予以分类,先后对19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考察,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符合世行“高收入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3个。其中,民主国家有18个、非民主国家为两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数量为三。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在这一经济发展层次的占比近80%。符合“贫穷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为34个,其中民主国家只有一个、非民主国家则多达31个,介于二者间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国家则为两个。也就是说,在该经济发展层次中,民主国家的占比还不到3%,但非民主的国家占比却高达91%。

正是基于上述发现,亨廷顿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正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相关性是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民主程度相应也就表现得越低。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民主程度相应也就会越高。换言之,经济繁荣程度有多高,民主发展程度就会有多高。在那本《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里,亨廷顿甚至公开说:“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民主不是孤立突然产生的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的?

本人持历史情境主义观(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即于我看来,民主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突然的,而是一起构成了有历史关联(historical linkage)的行为cluster(丛组),在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联中,经济行为最后成为政治行为(民主)的输入。

在研究中,李普塞特发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往往与极端主义力量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纵观世界政局,我们亦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在那些越是贫穷的国家,包括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运动就越是强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会导致国民收入低或下降,这时人民的不满情绪自然会加强,而那正是政治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相反,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财富和教育增进,会使得低层阶级能够放眼更长远,政治观点更复杂,这样可以促使他们受到交叉压力,以此来减少某些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束缚,使他们不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是富裕的国家,极端主义就越没有市场,哪怕该国远还不是民主国家。关于这点,自1978年伊朗革命以降的伊斯兰世界最为典型。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最活跃的国家,多是诸如阿富汗、苏丹、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这类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相反,在诸如阿联酋、科威特、巴林这样的富裕国,虽没有实现民主,我们也能看到极端思想者在这里几乎没有市场。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沙特阿拉伯,虽然奥萨马是该国公民,但由于人民生活相对富足,这个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首领在自己祖国几乎没有支持者。

经济富裕程度决定公民价值观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蒙德(Larry J. Diamond)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富裕程度决定“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相关性。

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程度之间所存在的演化关系,按照我的历史情境主义观,可将其逻辑线归纳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中产阶级的壮大又增加了国民收入,因而带来更多的经济安全,进而提高教育。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层阶级学会看得更长远,国民意识也开始逐步中产阶级化。随之而来的是其政治观点,开始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也更为接近渐进主义——当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大时,这时民主政治才会趋于稳定。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