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过无数国际奖项的樟宜机场早已声名远播，今年6、7月间在苏格兰度假，又有一次领会。那次的半个月行程，由在伦敦工作的女儿开车，走访苏格兰许多城市乡镇，一路上眼帘收尽了多处的高原古堡胜景，却数不尽满山遍野的绵羊。一日，来到一个小镇的小馆子休息吃午餐，服务员是一名黑人男青年，听口音应是当地人。他好奇地问我们来自哪里，我回答说：“我们来自Singapore”，原以为他会一脸茫然，岂知他却不假思索地说：“Oh, Singapore! A beautiful airport!”
新加坡在他印象中是一座机场，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开心。他印象中的美丽机场，就代表着新加坡的效率和创意。苏格兰小镇叫Tyndrum，这个可爱的名字我因此记住了。
冠病疫情后的樟宜机场已几乎完全恢复疫情前的盛况，政府有信心樟宜的乘客量，会在2024年或更早之前全面复苏。
代交通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8月初宣布，随着航空业强劲复苏，航空业劳动队伍规模已经恢复到疫前近95%的水平，接下来一年有超过4300个职位空缺待填补，包括飞机师、机械操作员和空中交通控制员，发展前景明朗。
眼前一片大好，新加坡民航局即时推出“航空业转型蓝图2025”，通过四大战略——建立安全可持续的航空枢纽；善用科技，让机场运作与时俱进；引领新兴发展领域；以及建立坚韧、面向未来的劳动队伍，确保新加坡航空枢纽继续保有竞争优势。
樟宜机场把“怕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是所谓的“樟宜DNA”（樟宜成功基因）使然。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表示，把民航机场从巴耶利峇搬到樟宜，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策。
李光耀在2009年7月1日民航局重组和新的樟宜机场集团成立典礼上说，政府最佳投资之一就是，注销原本已经投入巴耶利峇机场的8亿元，另外花15亿元建设两条跑道的樟宜机场，这是1975年的决定。他说，当年如果他没有及时干预，我们可能已经听从外国专家的意见，在巴耶利峇机场建第二条跑道，新加坡也就失去成为一个航空枢纽的机会。
樟宜机场在1981年7月启动时，成为亚洲最大机场。李光耀受邀为新机场主持开幕，但他却把这份荣耀礼让给时任国防部长侯永昌，以便把他的名字永远留在牌匾上。因为侯永昌自1975年便积极推动樟宜机场的发展，领导一群包括沈基文在内、有高度献身精神的高级公务员，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这项历史性大工程。李光耀对侯永昌心存无限感激，因此不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当年社会上和媒体上热烈建议樟宜机场以李光耀三个字命名，最后都没有下文，肯定是得不到他本人的同意。
政府两三年前宣布，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将在2030年代迁移，腾出的土地预计可建约15万个组屋和私宅单位，大概相当于榜鹅和盛港两个市镇的住房总数。
李显龙总理于8月20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指出，把巴耶利峇空军基地迁至樟宜、腾出地段重新发展之前，没有其他地段可供新镇的大型发展。
过去58年来，新加坡这个名字，常让西方人遐想连篇，有人会把独裁、威权、鞭刑、死刑、缺乏言论自由，甚至以为新加坡人缺乏人权联想到一块。这些偏见，正好从反面印证新加坡在许多方面走出不同的成功道路。
例如新马分家之后，两国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几年后也分手，是必然的后果。1972年10月，新航和马航各自另起炉灶，两航分家，马航保留马来西亚国内航线，新航则接管原有的香港、东京、悉尼、雅加达和曼谷的降陆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民航业盛行保护主义，新兴国家的航空公司，要在充满不友善气氛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并不容易。所以，当年马航满足于国内航线，是一项比较保险和安全的选择，他们可能还等着看新航在国际竞争中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新航从零开始，即使没有接手原有的国际航线，也必须去争取，否则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必要。
新航的生存就跟完全缺乏天然资源和经济腹地的新加坡的生存道理一样，以国际为市场，跟国际建立联通。这是所有小国必须走的道路，但像新加坡这样的成功例子却不多见。
李光耀在1988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发出一个世纪警讯：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自此，这个问题便成了鞭策国人，发人深省的理性拷问。
智慧文创出版公司最近推出一本政论文集，就以《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为书名，由前国会议员成汉通集合一群华文报退休同事吴树恒、郑文辉、何盈、杨瑞锋、潘星华、谢燕燕，加上文史工作者李国梁等人，就外交、经济、种族和谐、国防、法治、肃贪、建屋、劳资政关系、环球都会、精英治国、水资源、双语政策、花园与宜居、文化艺术等等领域，多方位深入阐述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成就，突出了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
然而，这本书解答了最终极的命题了吗？也许答案只能让未来世代去寻找。未来国际环境的改变，更考验新加坡因时制宜的能力和应付危机的韧性。问题是，未来世代身上还会继承“樟宜DNA“吗？
100年太久，就说10年20年后，当外国人听到新加坡这个国家，在“Oh！”之后，也许是一声赞叹，也许是扼腕叹息。
再过两周就是9月16日，谨以此文纪念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李光耀百岁冥诞。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