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判断，而将界线划在保安全、防风险、强化干预的一边。这是阶段性选择，而非不变之国策，如果因此而认定中国将会放弃市场化道路，那也太简单轻率了。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状况显然未如预期，关乎财政来源的卖地收入和企业利润快速下滑，消费指数收缩，新生人口下降了近20%，青年失业率最后一次公布时已超过20%，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公司和影子银行不断暴雷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确实值得警惕，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动力已失，或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更多的是为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所须付出的代价。假以时日，问题自会解决，而且综合国力还会继续提升。
要想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首先须看这些年来，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于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全面市场化，亦即建构自身的市场机制，同时融入国际大市场，还须与主流国家化敌为友，归入国际秩序框架，所以其背后是指导思想的突破和战略上的大转弯，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施包产到户，释放农村生产力。在工业领域则采取让产品回归商品的办法，缔造商品经济社会形态。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受管制束缚的各类生产要素迅速导入市场，经济因此突飞猛进。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国外融为一体，终端市场彻底打开，低成本、高效率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制造”很快驰名全球，一举奠定制造大国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住房商品化和银行按揭制度改革，城镇土地和购房资本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奔涌入市，一下子激发整个经济体的活力。再加上人口红利，财政投资拉动，货币政策持续加杠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2万亿新元）增至2022的121万亿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就是中国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是一个高管制经济体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成功范例。
但市场只是一种经济实现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各方面是紧密关联的，如果配套机制未能同步改进，则市场机制最终会随之扭曲异化，更别说市场本身就有很多缺陷。所以在市场化道路上，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但问题也在逐渐积累。
首当其冲的问题显然正是发展质量不高。由于起步较晚，在融入国际大市场过程中，受比较优势左右，中国早期的产业布局并无多少选择，主要是承接发达经济体淘汰和转移的产业。这些产业共同的特征就是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中国以中低端制造为主的产业模式如不升级，终将不可持续。
发展方式到了重塑时刻
但要挤进高端产业却绝非短期之功，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外在的围堵，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对这些“改革深水区”的问题，简单复制市场机制的作法，失去既往的效果，所以，中国从上世纪末就梦寐以求的产业迭代升级之路，艰辛无比。
产业升级在受阻之后，无可避免会去寻求捷径追逐利润，最简单易行的捷径就是“脱实向虚”和金融化，所以一度形成人人做金融、房地产最赚钱的局面。结果则是：实体产业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债务杠杆不断抬升；市场投机炒作氛围浓烈；财富增值与劳动付出反差加大，并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等，进而爆出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和不稳定因素。发展方式到了必须壮士断腕的重塑时刻。
但更多人认为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才是当前问题的根源，并将政治、文化等因素纳入其中。中国历史悠久，治理理念、文明内核、民族品格等都很独特，新旧体制之间的碰撞亘古未见，市场化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完全以西方市场体制为参照，中西差异可谓比比皆是。但差异未必就是错误，更多的是内在结构或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适逢金融风暴和新自由主义的式微，“华盛顿共识”里自由市场的光环已失，彻底市场化是否是对的？这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那么确定，中国因此而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也就不难理解。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市场化改革似乎有所停滞，迄今仍存在城乡市场二元割裂，产权主体尊卑有别，私有化程度明显不足，权力之手无处不在等情况，与经典市场形态相比，不完美的地方比比皆是。
一方面这的确是因为市场化程度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立志要激扬自身优秀基因，努力规避传统市场内在缺陷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这些未如人意的现象确实都存在，但也无须夸大，更不该污名。
但如何形成有效激励，可能是当前中国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
生产率持续下滑，企业家信心不足，居民消费潜力不愿释放等现象，都是消弥市场内在动力的危险信号。无论什么体制，都须要激发公众活力，而只有稳定的预期，合理的回报和公平的分配，才能激励市场主体有理想、愿作为、敢创新，才能塑造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是有效的，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功能。
当然，来自外部的围堵和针对也是中国经济未如预期的重要原因，但两相对照，内因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只要中国解决好了自身内在的问题，则经济重归强劲，指日可待。
中国的方案针对性很强，比如“高质量”发展，去杠杆，房住不炒，建构内循环统一大市场，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等，都是根据“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就事论事，立足现实提出的对策。
这些对策如果真能落实，必会改观经济状况。但正如前述，无论经济脱实向虚、金融化，还是其他未如预期的问题，都是市场自发选择，虽是短期行为，却更符合市场主体逐利的本性。这就造成自上而下推行的经济提振方案，与执行过程中的现实利益有所脱节，导致调控效果大大削弱。这可能是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无数政策，拉动效果却廖廖的原因。
不断加强中央控权不会改变
但是，发达经济体“去中国化”的战略是确定的，原有的改革环境和发展条件都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除了立志实现“高质量发展”之外，并无多少选择。唯有足够的实力和坚实基础，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保持发展进程不中断。所以，中国不断加强中央控权、打击短期市场行为、提升实质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决策导向，是不会改变的。问题的关键，仍是如何解决顶层长远规划与激励微观主体活力二者之间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好这个矛盾，许多设想都有可能失之于理想主义。
解决矛盾并不困难，最简单的是放松那些定义为“高质量发展”，却又略显操之过急的管制措施即可。近期中国政府陆续取消房地产市场管控政策，就体现了这种导向，通过减少过度干预即可释放市场活力的领域，还有很多。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症结与政府之手到处染指，不无关系。
事实上，近年来，市场化改革的边际效果虽然有所下降，但改革空间依然巨大，甚至备受诟病的房地产行业也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城镇化尚在进程之中，城市更新改造需求巨大，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等，都是房地产业的蓝海。只要将安全与发展的优先次序略做调整，适当回归市场化改革老路，即可迅速挽回当前经济颓势。只是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这样的调整不会轻易做出。
从中期看，也丝毫无须悲观。在此前40多年里，中国并非不知道如何推进市场化，只是在近10年间，转而打造新型举国体制模式，探索集中体制与市场经济更为理想的结合方式而已。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也已初见雏形，且在早期疫情管控、大型制造、航空航天、“卡脖子”技术等领域，都已体现出优势。如果能进而完善“体制内激励机制”，处理好公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催生市场主体内生的创造力，则“中国特色”转化为某种“共识”，并非没有可能。
干预与自由界线非一成不变
社会治理纵然复杂，但干预与自由之间的界线始终是最基础的逻辑，经济模式不同，本质上无非就是划定界线的方法不同而已。干预与管控多，则市场自治空间小，激励不足；反之，市场则因自由而繁荣，但也会因自由而滋生风险和乱象。集权体制不可否定市场自由，自由市场也离不开有效的干预。所以，这条界线并非一成不变，而应据实而定，偏于管控，或者偏于自由，只要符合实际，都自有道理。
中国当前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判断，而将界线划在保安全、防风险、强化干预的一边。这是阶段性选择，而非不变之国策，如果因此而认定中国将会放弃市场化道路，甚至无视经济社会滑向萧条贫弱，只要集权，不顾其他，那也太简单轻率了。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