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在上个月28日召开的国际记者会上,正式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选战。综观郭台铭自5月17日国民党宣布征召侯友宜之后的种种大动作,包括走基层、到金门、赴美国,参选总统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郭台铭在面对国际媒体时,对记者调侃的语言和态度,竟如此轻佻,轻佻的背后,也让我们看到新加坡和台湾媒体气质的不同。

郭台铭调侃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到台湾学坏了”,记者会主持人甚至还自以为幽默地说“感谢所有的制造业者”(编按:呼应郭台铭称媒体凭空制造新闻)。一场记者会却得罪了海内外媒体,除了得不偿失之外,也属出师不利。

不过,这不是本文想讨论的主题,我想从郭台铭和这位新加坡媒体记者的对话,来谈台湾媒体和新加坡媒体的不同。

先从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5月发表的“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来看,台湾名列第35,居亚洲之首;新加坡虽然已经由2005年的第140名上升到第129名,但仍在“新闻自由的艰困地区”。

也许就像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说的,新加坡的新闻编采人员扮演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管道,新闻记者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谋求国家的福祉。

所以在新加坡,媒体如何让政府的运作更为顺畅、更有效率,可能要比挖掘真相、伸张正义来得重要。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新加坡在全球各类评比几乎都是名列前茅,却只有“新闻自由”这一项是排在末段班的原因。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就像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的:“台湾基本上尊重新闻自由,但记者受制于一个以煽情与利益为主导的政治两极化媒体环境”,也令人对全然的新闻自由感到忧心。

因此,相对而言,新加坡媒体的主题是严正的,是政治人物参考意见的来源;在台湾,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帜,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视角,却失去了标准,阅听受众只相信跟自己立场相符合的媒体,在属性相同的同温层里同悲、同喜。但普遍可悲的是,在台湾几乎找不到一家可信任、有是非黑白标准的媒体。

当媒体失去仅存的公信力时,我们会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去找看来比台湾更高一等的媒体,去引用国际媒体的内容,来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可信。这表示台湾已经没有真正值得阅听受众信赖的媒体。

在台湾,同样的新闻事件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报道,当一边的媒体强调要对黑金、酒驾零容忍的时候,另一边的媒体会说:我们应该要让更生人(指释囚)有再生的机会……

糟糕的是,媒体堂而皇之地争取政府标案,向企业提案做置入行销(placement marketing,指以新闻形式推送广告)。当你都穿着别人给的衣服、花别人给你的金钱的时候,怎么讲得出“独立、公正”这四个字?

不是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前几名,就代表有言论自由,可以随便乱讲,也不代表就值得信任、公正客观。

今时今日,台湾媒体报道的内容,已经是根据媒体的立场、喜好的状况,演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样态。就算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亚洲第一,但我们根本不敢讲自己的新闻是公正、客观、足以让人信任的,只敢夸耀新闻自由,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变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天条。

要说“精英媒体”,台湾当然也有,但自从《商业周刊》“独漏”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政见,自以为幽默的用“……”(编按:暗酸侯友宜拿不出政见)替代之后,本以为可以趣味化的内容,一个不小心就变成低俗、自以为是的幽默,变成自毁信誉。当台湾的政治新闻变成抖音化、综艺化、网红化之后,未来何去何从?实在令人担忧。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硕士项目学生 台湾前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