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军事烙印的某种强迫症——既强迫自己，也强迫他人——或许既是韩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原因，也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施加极大心理压力，彼此苛待，并导致攀比、霸凌、自杀，以及其他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
笔者曾访问韩国数次，也经常在媒体上读到关于韩国人大国野心的讨论，但是不得不说，韩国的野心与实际体量和国民心态，确实不成比例，最终也不可能实现这一梦想。
由于和中国的近邻关系与数千年交往，韩国文化中深厚的儒家文化特性和中国文化印记是难以磨灭的。韩国街头，特别是一些重要古迹，仍以中文牌匾庄重地标识，如韩国王宫景福宫后门的神武门，首尔的东庙（关帝庙），以及笔者在济州岛看到的始建于1420年（世宗二年），最终定址于1653年的文庙／乡校。这所文庙的大成殿坐北朝南，左右分设仪典堂和典祀厅，入口门上有中文牌匾，以汉字行书竖写的“大静乡校”，院内立有石碑，以中文和韩文列出五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和“宋朝四贤”——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从建筑来看，笔者认为这个孔庙兼乡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布局严整，修葺完善，似乎比笔者参观过的上海文庙还要漂亮。
东亚特性和民族特点
佛教在韩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笔者到过首尔市内和济州岛两座佛寺，大殿都恢弘雄伟，备有软垫供信众和游客礼佛，值班人员劝谕参观者以现金方式捐功德和“米钱”。和中国不同的是，和尚并不用敲木鱼的方式主持磕头和敬香。另一系列的信仰就是新兴宗教和邪教。韩国本有自身的萨满教传统，在现代竞争激烈，精神空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人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容易被邪教吸引。这也成为韩国一个社会问题。
由于东亚文化追求卓越，注重教育，同时自律较强，喜欢自我施加压力，加上韩国人口稠密，相互竞争，韩国很早就进入中国所说的内卷模式，即中学生以大量牺牲休息时间和参加补习，来争取进入名牌大学；而顶尖大学的文凭既是奋斗成功的象征，也是毕业后进入中产主流的保障。这种社会现状造成年轻一代以一流学校的文凭为目标，但在笔者看来，缺少中国人所欣赏的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以及对学历普通甚至低学历者白手起家创业为傲的文化，也使韩国年轻人的人生选择更加狭窄。
和中美两国文化都相对承认和重视人的内在特质相反，韩国人赤裸裸地追求外表的完美。这导致整容产业畸形发达。
由于韩国经济起飞早于中国，社会已经完成财富积累，再加上东亚特有的家庭文化和父母对子女的宠溺，更容易形成子女对父母的严重依赖。这也是韩国文化和强调个人奋斗的西方文化根本区别之处。笔者在韩国感到，韩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多多少少以依赖父母为耻，而是以啃老为荣。因为这显得父母有能耐有资源，可以把孩子养起来；但如果父母没有足够实力，就竭尽所能宠爱孩子。
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人有着不欣赏自我奋斗，反而欣赏依赖长辈的扭曲价值观，把依赖而不是独立，当成一种荣耀。
从韩国古代依附中国，近代被日本殖民，现在仍在美军保护之下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依赖和依附似乎早已深入民族骨髓。这种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和同样强大的民族自大心理之间，形成强大张力，令韩国无所适从。
在中国人把“阶层固化”（例如体现在高校招生录取中）当成令人不安的现实议题来讨论的时候，韩国人则认为，基于上一代的资源而形成的世袭垄断和固化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认为特别不合理，也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
这其实就可以解释韩国现下何以生育率极低，因为社会价值观并不容许中下层的人看到通过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希望。中国近代由于经历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冲刷，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旧文化的改造，在社会层面比韩国具有更多个体平等意识和独立意识。
除了传统或“封建性”的一面，韩国当代文化还有相当强的军事性。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事强人长期执政，风格和东亚的威权与服从文化相叠加，再加上应对朝鲜军事压力而实行的兵役制，使得即使在民主化以后，也呈现出某种军事特征。
这体现在韩国人比东亚其他社会，如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人更僵硬、冷酷，甚至粗鲁。笔者在日本能体会到日本人的礼貌和热情，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能感到陌生人之间乐于交流、热情爱笑的特点，比如不认识的餐馆主人会和客人讲述自己和家人的故事。
但在韩国明显感到其国民更为内向和冷漠。韩国人在招待客人时，从不征询客人意见，比如是否有忌口，是否习惯一些特殊食品如生鱼、生腌制品，而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吃同样食物。韩国人之间也缺少中国人待客的周到和细致。
带有军事烙印的某种强迫症——既强迫自己，也强迫他人——或许既是韩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原因，也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施加极大心理压力，彼此苛待，并导致攀比、霸凌、自杀，以及其他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与此同时，2014年的世越号轮船沉没事件，2022年年底的梨泰院踩踏事件（笔者2023年夏天专门去了当时的事发现场），2023年夏天的隧道淹水死人事故，都暴露出韩国社会管理粗糙冷漠的一面。
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
韩国人对待中国，显然有着无比复杂和纠结的心理。一方面，韩国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因子无法去除；另一方面，急于证明自己是世界大国的韩国人，又似乎想立即摆脱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属国的身份，因为这让注重面子的韩国人感到尴尬。
但韩国人的心理也高度矛盾。笔者在读博士时，遇过一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同学，在餐馆吃饭时，突然拿出纸笔，用汉字很突兀地写下“大大韩国人”五个汉字，令人奇怪，因为既不符合社交礼仪，也没有相应的前后文语境支撑这一行动。笔者只能理解为这是韩国人面对外国人时的一种焦虑心理表现。
与此相反的是，2017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亚洲和比较哲学学会”年会时，一位能说中文的韩国教授在发言时，说了一句其实不太得体的话：“你们是大国的大学者，我是小国的小学者”，令主办方的学者大感尴尬，因为学术会议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能参会的人员自然都是专业上合格的，相互之间也是平等的，和国家大小毫无关系。韩国学者这句话和笔者之前经历的韩国同学那句话，表达的意思恰好相反，是在承认韩国是小国，自己是“小学者”。
把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无疑令人感觉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乏对自己的民族到底是“大”还是“小”的焦虑与迷惑，以及在和中国人互动时的进退失据。
更令人玩味的是韩国人对待中国朝鲜族的态度。如果说，韩国人对待中国人尚有一些“敬畏”，对从中国移居韩国的同族同胞朝鲜族，则完全是蔑视和排斥。在一般首尔市民心中，朝鲜族在首尔的聚居地大林洞地区，是一个以犯罪率高闻名的、人人避之不及的地方。但笔者在那里考察的感觉是，它更多像美国纽约的法拉盛唐人街，供新移民周转或谋生，抱团取暖。大林洞的朝鲜族新移民售卖食品、开餐馆、冷饮店，也从事一些移民和旅游业务，招牌常常是中韩双语，在这里能听到地道的东北话。
笔者能感觉到，这些认为自己移民回到祖居地的中国朝鲜族，是认真辛苦谋生，也把韩国当成家的。事实上，韩国一些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治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是本地人，并非来自中国朝鲜族，但韩国人坚持认为大林洞是个罪恶渊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心理。如果连和自己说同样语言的同胞尚且不能包容善待，心态狭隘，安全状况脆弱的韩国，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