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守成（如果不是守旧的话）的阻力，致使康氏的思想终究仅留为纸上的经说，而未能演为具有变革时效的新法。后来主持清末“新政”的朝臣虽再思有所作为，然民心思变，为时已晚，终使中国走上革命的骤变而非立宪的渐变之路。
康有为（1858年至1927年）以著述和言论影响了光绪皇帝，促成清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施行“戊戌变法”。其实，温和渐进的改革尝试，在有清一代自曾国藩、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以后试办“洋务”，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来，已非新鲜事。然而，这场只维持了约莫“百日”，为时短暂且没有取得什么实效的“维新”运动，却仍在史上留名。这自然是诸多原因使然，而其中之一大要因，应该与这场政改所植基的学理依据，即康有为的经学主张——他对儒学的阐释、对孔子形象的重塑、对儒家经典的解读——颇有关系。
康有为在1891年出版《新学伪经考》，并于1898年1月，即戊戌变法前的几个月出版其《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主旨相互呼应，可说是姐妹篇之作。重温康氏在这两本书中所阐发的见解，或有助于我们从多一个面向，来领略戊戌变法一事的历史意涵及启示。
《新学伪经考》的要旨在于辩说，所有传古文经学的著述，都是由刘歆所假造出来的。康有为认为，刘歆是在西汉成帝和哀帝年间，先伪造出《左氏春秋》，之后再“次第”伪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这些“假”的儒学经典之出现，始于刘歆“以伪经篡孔学”，而它们的“布行”则“成于郑玄”。因此康氏断定：自东汉以后，“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
孔子是“改制之教主”
《孔子改制考》的主旨，则在于阐明孔子是一位创立儒教的教主。他创教的目的，乃是为了“改制”。六经便是孔子为了完成其改制的使命而撰著的，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一位“改制之教主”或“制法之王”。而孔子是以“托古”的方法来落实其改制的，也就是说，六经中所述的“尧舜文武”等先王事迹，其实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目的即在于以之寄托他的政治理想，使他的制法理念得以形象化具体化，让人们容易理解接受。
康有为解释说，先民生活在“尚勇竞力”的浑浊乱世，在强权即是公理的时代，命运极为悲惨。上苍因而生悯人之心，但它并不止于想要人们只得以在一朝一代获得救助而已，“天闵振教，不救一世，而救百世，乃生神明圣王，不为人主，而为制法主”。因此，生活于东周乱世的孔子，即是获得上天授意来撰著得以垂范后世百代之“改制”法典的圣王，以之来拯生民于乱世，把文明推至升平与太平之世。
然而，由于孔子并不拥有真实的王位来行使实际的君权，而只是一位“不为人主，而为制法主”的“素王”，所以他乃是以一介“布衣”来行“改制”的。这本就“事大骇人”，因此，他如果再只是平白直述本意而没有证据征验，恐怕亦难以取信于人。由于“无征不信，不信（则）民弗从”，所以孔子不得不把“一切制度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之”。这样“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于是，孔子之改制，“专托尧舜文武”。他“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以达成他“拨乱升平”的目标。
这意味着，唯有把握住“拨乱升平”这一关键要义，才能明白“素王”“制法之主”才是孔子真正的身份；经世致用才是儒家经典的大义所在。康有为指出：“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今文经学家通过文字的传记、嘴耳相传的口说，曾长期把握住孔子身份的真义和儒门学问的真谛。然而，自从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文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祗为师统而不为君统”。孔子真正的身份已被曲解，从一位“王者”降至仅为“师尊”。这就是为什么康有为要著书立说，来令士人重新认清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样人们才“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
“奉伪经为圣法”让国家根基腐蚀殆尽
如果这便是康有为这两本大书的主旨，那它能让我们从怎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康氏的变法及晚清的维新呢？
首先，《新学伪经考》为清季连串的时乖运舛提供了一个解释。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曝露大清国力的萎靡；西夷的船坚炮利和政经商贸的活力，反衬出华夏文明的困顿。中外文明何以此消彼长？康有为以两千年来士子所读之书乃是“伪经”来解释。读书人皓首穷经，但因为所读的其实尽为假书，自然没法获得扎实有用的知识，学问的功夫都白费了。二十代朝廷虽皆有典章制度，赫然竟是“奉伪经为圣法”，自然要将国家的根基腐蚀殆尽。中国近世以来的所有积弱不振，皆由于误读“伪经”所致。明乎此，则可推中国的困境是有解方的。那就是回归真典，抛弃伪经重新拾掇孔子所亲作的六经。但这终究是一个须耗时方得有成的工程，而当下势如累卵的国运危机又当如何应对？
《孔子改制考》便是为如何即刻振衰起蔽提供答案，那就是“改制”。康有为说，“孔子改制，以《春秋》继周，故立素王之制”。每一代有新王出，必改制以应天命。他引《说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来说明“孔子以夏殷周为三代，以《春秋》为一代，继周在《春秋》也”。
可知，在一朝吏治政事已走到极度衰败之际，是可以由（或必有）“圣王”出而改制的，如孔子之以《春秋》变旧示新。清季至衰之时，虽有光绪帝励精图治想要改革，但仍遭遇层层阻挠，尤其是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更予以重重抵制。康有为抬出今文经说孔子改制的话语叙述，用意至为显明。
康有为的刘歆造伪之说，在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于1930年发表之后，已被否定。但《新学伪经考》的意义可能仍值得我们小心掂估，不必因其学理谬误而予以轻弃。本书的基调可圈可点，因为它没有如后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者之全盘否定华夏自身的文明传统。它强调中国之积弱只源于出了“伪经”，所以只要将这些有害的毒瘤从身体中切除，原来健康的基因就能再次正常茁壮成长，让母体恢复元气。据此推之，则中国的富强可能并不至于要走换血之路，它的体魄中还存有自强的本质。这真是新旧交替之大时代中，一个深受经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所涵养者虽偏激却深情的呼唤。
在科举取士为帝制之一大核心的时代，孔圣和儒经的威严仍在。康有为不过一名六品官，敢于高言变法，《孔子改制考》即其底气。但是，康有为所要做的已不止于仅取“西学之用”而已，而可能已触及变更“中学之体”。因为他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制，是会将握有实权的国君变为虚位之君的。所以，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康氏据以变更祖宗法度的运气发功之着力点，竟还是儒家的经说及越二千年学统积淀起来的孔子形象。可知，康有为的变法改制，实在仍是经学时代的一次体制内的政改。
不过，统治集团内部的猜疑、知识群体圈内的分歧，却让这一体制内的政改寸步难行。尤其康有为以孔子为教主、力推孔教为国教之议，更因为与既定观念有极大抵触而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感。体制内守成（如果不是守旧的话）的阻力，致使康氏的思想终究仅留为纸上的经说，而未能演为具有变革时效的新法。后来主持清末“新政”的朝臣虽再思有所作为，然民心思变，为时已晚，终使中国走上革命的骤变而非立宪的渐变之路。
孙中山只比康有为晚生八年，陈独秀又比康氏晚生21年，李大钊则又更晚生31年。
这些只比康氏年轻一两代人的改革者或舆论家，已彻底摈弃他们受经学教育的先行者的路子，转而以西方的圣哲为楷模、舶来的学说为“改制”的蓝本，中国遂由帝制一跃而晋至共和。因体制内守成持固的势力强大，巍巍的大清朝遂将改革的主动权让给了体制外的人物，也让自己给历史埋葬。
能不思有为？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