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奇怪的是，人类提出全球化理论，却没有认识到二战后全球化的最根本特征，是对领土和地缘的超越，更没有将这种超越形成理论，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减少战争与冲突。
尽管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但从大历史尺度看，二战后至今乃是人类史上较为和平的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一、重思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动力源
历史上，单独长时间和平或单独长时间发展的案例都很少，而长时间和平与发展并存的案例更少。有人将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归因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一观点没有明显错误，但不够精准。它只看到美国的显性作用，忽略了美国所凭借的国际大“势”——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降临；这“势”才是二战后和平与发展不仅能共存且能共进的关键变量。并且，这一大“势”之形成，主要不是美国的作用，而是世界历史的展开。
人未必能认识自己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人对世界（含他自己）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观念，其次是知识。观念不是一种与其他知识平行或同等地位的知识，而是理解其他知识的基础或坐标。如果一个人有了新的观念，那不须要增加任何新的具体知识，只须利用已有知识存量，就能重建其认知系统，重新认识世界，并形成新的世界。一个人的世界等价于他的认知系统。去年至今，在明确认识到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后（参见邓曦泽《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俄乌战争沉思录之五》，《联合早报》2023年6月6日），我对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甚至可以说，这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改变。当然，如果未来有了更新更优的观念，我的认知会再次升级。
二、财富获取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
在人类追求幸福的多层次目标中，财富本身虽不是终极目标，但占据枢纽位置。财富获取既是许多行为的原因，也是结果。直至今天，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围绕如何获取财富来展开。可以说，财富获取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
在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不少国家也有某些长时段的和平，但由于技术落后，所以财富生产速度非常缓慢。工业革命之后，财富生产速度加快。但是二战前，人类对财富的获取都受到严重的空间制约。这表现为财富生产只能在小区域范围内就地生产，即生产本地化，商品交易也主要是区域性的，跨区域交易很有限。于是，尽量占有土地、控制地缘，就成为国家层次的主体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因而人类历史充斥着战争。
三、后地缘后领土时代改变财富获取方式
二战后，人类获取财富的方式第一次在大尺度上突破空间限制，致使后领土后地缘时代降临，造就了和平与高速发展长期共存且相互促进的态势。
这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都发生巨大改变，导致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和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权重）都日益增大；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则日益下降，世界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这表现在空间上，全球资源商品化，使财富生产方式呈现出显著的去本地化特征（包括国内异地化和跨国化），即财富生产虽然仍要依赖土地，但既不再依赖特定土地，也不再依赖特定领土。新加坡、韩国等小国成为发达国家，是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的典型案例，新加坡则是最佳案例。同时，技术进步使战争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武器越来越容易突破传统的地缘屏障或空间阻碍，严重削弱传统地缘的军事功能。海湾战争、俄乌战争是典型案例。
一般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实现了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就表征看，这没有错，但并未切中关键。
第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后领土后地缘时代降临，更不必然导致和平与发展。全球化分为两波：一战前为第一波，二战后为第二波。可以比较，新加坡、韩国在第一波全球化中，沦为被侵略或殖民的落后国家（或地区）；而在第二波全球化中则成为发达国家。第一波全球化带来巨大发展，但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摧毁大量财富。
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殖民主义最盛行的时代。这不是要从道义角度讨论殖民主义，而是试图揭示殖民主义背后的物理逻辑——二战前的财富获取都受严重的空间制约，因此须要通过尽可能占有土地来进行财富生产，这是殖民主义的客观前提。19世纪的殖民—资本主义因技术进步和土地扩张，给人类（主要是西方）生产了巨量财富，但没有带来和平。随着世界被先发大国瓜分完毕，新兴国家如德国深感发展空间受限，于是打破既有格局，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请注意第一波全球化背后财富生产的空间属性——生产本地化性质要求尽可能占有土地和控制地缘，这一目标几乎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所以，摆脱不了空间限制的全球化，不但不能实现和平，反而可能会因技术进步，在更大范围和更强烈度上加剧对土地和地缘的争夺，爆发更惨烈的战争。
第二，不是美国造就第二波全球化背后的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之势，而是美国借助该势和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第二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作为第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英国满足两波全球化所需的一般条件，即商业逻辑和法治逻辑。其一，重商主义传统使英国有发起和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其二，西方近代契约精神的兴起，使英国的重商主义更重视商谈，而减少暴力性；其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英国具有为全球化建立规则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第二、三两点密切相关，契约精神是内核，法治是表现。但是，英国缺乏美国所拥有的独特条件，无法成为第二波全球化领导者。
二战后，广大的领土、资源和人口所构成的发展潜力；两次大战给美国创造的机遇，这两个独特优势使美国具有远超英国的综合国力，成为第二波全球化领导者。苏联完全不可能成为第二波全球化领导者，因为它既无商业思维，也无契约精神，还无法治能力。
第一波全球化之所以不能产生后领土后地缘时代，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累积不足，即人类尚未形成超越领土和地缘进行财富生产的能力。仅从技术上看，人类何时能发展出这种能力，是不确定的。也有一种可能：第二波全球化仍没有发展出超越领土和地缘的能力，因而可能须要在第三波甚至第四波全球化，才能发展出相应能力。若此，人类很难有二战后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只不过，在事实上，技术的累积使人类恰巧在第二波全球化中弥补了以前的技术不足。同时，作为具体历史因素的制度条件（即越来越多国家愿意进入国际贸易系统）也日益成熟。两相结合，就产生了第二波全球化。麻烦在于：这种混杂容易让人误以为第二波全球化是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原因，其实并非如此。
还可以通过模拟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在排除人类毁灭这种极端情况的条件下，假如第二波全球化被美国中断了，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不会逆转，财富生产仍能去本地化，战争仍能去地缘化，因为技术能力是人类发展出的不可逆转的客观能力，而全球化是可逆转的，因为它是人类技术能力与具体历史条件（如愿意进入国际贸易系统的国家有多少）相结合而呈现的一种具体状态。此犹如人类发明了核能，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能力，但某国是否会结合自己具体情况运用或销毁核能，则是可逆转的。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提出全球化理论，却没有认识到二战后全球化的最根本特征，是对领土和地缘的超越，更没有将这种超越形成理论，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从而减少战争与冲突。
四、主要是发展促和平而不是反之
二战后，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国际现象。例如以前可谓世仇、相互征战不断的德法两国，从此和平相处；日本再也没有表现出侵略性。此间，美国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并非根本。根本原因是：当代所有国家都可以超越领土和地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财富，甚至成为德国、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那为什么要用战争这种高成本方式来获取财富呢？于是，战争冲动大幅弱化。
还可以反过来理解，假如在第二波全球化中，人类仍未具有超越领土和地缘的能力，可以肯定，许多国家仍会产生通过战争扩张领土和控制地缘的冲动，并伺机发动战争。美国是否有能力遏制这些战争，很值得怀疑。
因此，虽然和平与发展相互促进，但二者的相互作用不是等效的，发展对和平的促进作用更大。例如在古代，如果遇到气候变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受到打击（此即发展不足），就容易南下侵略和抢劫，这就是发展不足而导致和平被破坏。其实，一国内部政治也是如此。例如，天灾导致民众的生存受威胁，就容易产生动乱。在这意义上，“仓廪实知礼节”，也可以理解为发展促和平。当然，发展不足不是和平被破坏的唯一因素，发展不公平也是。
在这意义上，“发展是硬道理”，诚哉斯言！并且，发展的问题也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五、战争作为手段及可替代性
任何手段都有代价。战争作为一种财富获取手段，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是负和博弈。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大大降低了财富获取对领土和地缘的依赖，极大降低了财富获取的空间制约及相应成本，无须通过战争获取财富。在这意义上，战争是可替代的。换言之，以前的人类不可能没有战争，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人类可能没有战争（这里的战争是指传统热战，不包括贸易战、舆论战等）。
虽然人类已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事实逻辑），并受其影响，但在认知逻辑上，人们仍将二战后和平与发展归因于全球化，而非后领土后地缘。
同时，人类仍囿限于传统的领土和地缘观念之中，导致许多无意义的冲突和损失，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2022年9月，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不是战争的时代！”或许，莫迪已经意识到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到来，只不过他没有以明确、规范的话语来表达。
这不是战争的时代！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