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2023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上说,现在房地产供应过剩,14亿人可能住不完。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22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上曾说,住房空置率已达15%,有的省份达到25%甚至3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则显示,中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似乎没有多少人感觉到自己住得如此宽裕。

尽管如此,14亿人住不完不简单等于房产过剩,而是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

在1980年至20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有6亿中国人(超过欧盟的全部人口,也超过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五国人口之和)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中国很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对人口的迁入有户籍限制。老家没有工作机会,虽在城市工作,但并没有归属感。城市容纳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于是,在城里工作,在故乡建房、买房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人口外迁导致大量乡村已成为空村,还有大量乡镇的房子,只是在春节过年那几天有人居住。在大多数时间里,很多人自己在工作地租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而被平均出来的“41.76平方米”却闲置着。

城里的房子限买,乡村的房子限卖,人的自由流动与房地产的不自由流动,导致房地产资源错配,资源利用效率极低。房企这两年大量暴雷、经营困难,则是这种资源错配、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一种表现。

中国复杂土地产权带来的高成本由来已久,尤其是农村的宅基地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土地。如果城市不限购,城里人有权将自己的房子、土地卖给城里人、卖给农民、抵押给银行;农民却无权将自己的房子卖给城里人或非本村的外地农民,也无权(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在资金短缺时,抵押给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当农民无权转让土地、房产时,金融机构不会接受农民土地、房产的抵押金融业务,农民也不可能用这些固定资产获得流动性,农民贷款难就会自然发生。农民在土地、房产上的权利,实质上是被剥夺状态。

权力,不可交易;权利,必须是可交易的;否则,公民的权利实际上是官僚的权力。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在当今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里,排名前20的城市多集中了该国人口的50%以上。城市化后,还会有一个“大城市化”过程。东亚尤其明显。

东京都市圈有4200万人口,占日本人口的30%以上,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这也是人口集中带来的分工效率。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已经超过韩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台北经济圈(台北、新北、桃园、新竹)的人口也超过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

中国须要提高房地产的自由流动性,取消城市、乡村住房的限购政策,才可以有效提升全国住房的使用效率。2021年,全美国退休人员移居人数最多的前15个移入地,没有一个是大城市。大城市的退休人员卖掉自己的房子去小城市、乡村养老,增加了大城市的住房供给,也抑制了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降低乡村住房的空置率。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