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道可道,非常道
——关于道德的培养

中国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官方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思想,有时甚至在网上大规模制造“民意”。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近一段时间,中国揭露出来的高层腐败案件猛增,特别是军队——最高司令部有可能再次被一锅端;作为国家脸面的外交部长也没能幸免。这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似乎历史上反腐英雄人物的愤懑、无奈、无助又回来了。人们不得不忧虑在改革开放淘金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未受过毛泽东精神熏陶的,中国未来的领导层——他们足够有德吗?

大案要案的猛增可有两种解释:反腐的力度加强了,或腐败愈演愈烈。无论孰是孰非,两者都说明腐败仍大量存在,10余年的大规模、高烈度的反腐和制度建设,似乎收效甚微,很可能是方法、方向错了。每一桩贪腐案都牵涉到当事人道德自律的失守,使人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转向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道德黑洞

大面积腐败反映的是当事人道德感的根本缺失。邓小平曾寄厚望于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使坏人干不了坏事。但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比如古时砍头示众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以戒社会、正风气、警来者。然而,如果连刽子手都必须贿赂,否则一斧子下去的活儿他要砍两三斧子,正义和法律的权威又从何谈起?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须要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寻找,包括官场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官场同流合污的同伴压力往往难以抵抗,官员还无时不在被社会腐蚀。这种腐蚀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在官场和社会上造成一个个道德的黑洞。宇宙的黑洞使光线无法逃脱;同样,很少有官员能够逃脱道德的黑洞。

资本主义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剧增、道德滑坡是公认的。毛泽东时代灌输的有理想、有信仰、有公德,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等高尚的价值观,统统抵御不了资本和市场经济的诱惑,不少官员逐步变得没有理想、缺乏信仰、道德沦丧。随之而来的是霸道和特权,贪污腐败,权钱、权色交易,弄虚作假,贪婪欺诈,损人利己,甚至不惜伤天害理,后天的交易泯灭了先天的良知,好人变坏了。

许多学者——如美国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发现,近百年来人类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和死于暴力的人数大幅下降,人们变得文明、讲理了,和平年代也持续更久。他们将其归因于在启蒙运动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仅带来空前的财富和技术,还带来了道德的升华。这同马克思、狄更斯的描述,以及我们的感受大相径庭。这些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广泛合作的机会;从市场交换中的得益,高于使用暴力得来的好处。相反,资本主义造成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和道德的社区基础崩坏;人们不得不在以个人为单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伦理秩序。资本主义的永恒、呈加速度的动荡激变,使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挫折。

在一个缺乏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里,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的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深深的不安全感,激烈竞争中的打拼和内卷,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古训不再是真理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权威,那些深受孔孟之道教化,熟读四书五经的绅士,那些立志为天下担当,做社会良心的读书人,经受不住市场的冲击;伦理、道德成为奢侈品,做人不再有底线。

资本内卷的下一步更可怕。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来看,中国很可能会失去中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新技术革命造成大批中产阶级职业消失,财富高度集中,橄榄型的社会蜕变成金字塔型。人人面对向下流动的前景,资本原始积累的镀金时代似乎又要重现。社会动荡时代即将到来:这些年美国两岸几个城市发生哄抢商铺的事件,反映的是在极度贫困下,伦理道德让位于生存的需求,和对社会不公的报复心理。

以德治国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的宗旨就是建立一个伦理社会,从皇帝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如三纲五常,读书人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克己复礼,只要每一个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老师、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大陆政府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在毛泽东时代,榜样治国全面碾压依法治国。雷锋、保尔·柯察金、焦裕禄、时传祥、邢燕子、孔繁森、郭明义等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标准,但以德治国、榜样的力量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痈疽。市场经济又带来权钱结合,使腐败防不胜防,愈演愈烈。

政府无德律

究其原因,这些英雄模范的推出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有时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贪官讲道,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对“官办模范”是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不道德行为签发了通行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合法性。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合做道德的标杆。在民主国家,政客被认为是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搅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官员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肯尼迪、尼克逊、克林顿和特朗普等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操行。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比如过去10年的反腐路线,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道德权威应该在民间的土壤中培育,政府只做认证和表彰等辅助工作。

培育道德土壤

且不论官场和社会谁带坏了谁,让我们看一看当今中国道德成长的土壤条件。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社会矛盾。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教堂尖顶到处密布,而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和慰藉,使被商业化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矫正。

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而且对信教的人来说,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别人的表扬和宣传。人在做,天在看,这就足够了。然而,官方总是过于担心民间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安全,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认识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限制、去针对、去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帝制时期,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广大农村社会主要靠自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以及社会的不断自我教化来维持秩序。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这些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严格的管控、渗透和针对,使得当今的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以至不能成为道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民主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而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个不稳定的根源。

公共舆论是另一片培植道德的土壤。自古舆论领袖就被称为“无冕之王”。然而,中国的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官方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思想,有时甚至在网上大规模制造“民意”。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则往往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

在腐败积重难返,甚至流行为文化的情况下,为道德成长开辟一片片净土才是治本。把握好的话,社会信用制度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宗教政策、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社会舆论的管理、官办英模的模式等,都须要从育德的角度重新检视。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要让德行成为自己的奖赏,而不是投机钻营的工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