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梅:较平等社会的样貌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靠专注解决钱的问题来处理,而“不够平等”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难处理的恐怕还有其他,包括知识鸿沟、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

步入2024年的头几天,身边的亲朋戚友都开心地谈论着刚拿到的500元邻里购物券,今年农历新年来得较迟,一些长辈约好用这笔钱去买年货。这可说是政府给每一户新加坡人的开年红包。

几乎同个时候,一些刚收到房地产税单的人心情完全不同。政府在2022年宣布分两年调高房地产税,2023年底又宣布住宅年值普遍调高。房地产税是按年值计算的,政府双棒齐下,那些居住在较大房子,特别是拥有非自住私宅的房东们,今年1月特别冷。相较于房地产税提高的幅度,那再起一个百分点的消费税,显得微不足道。

欢迎来到2024年,这是很多人期待的“更平等社会”的基本样貌。

有个朋友向我抱怨房地产税起了将近20%,我笑说:“B组拥车证从两年前10万以下涨到15万,超过50%,你们还不是照买新车,谢谢你为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作出贡献。”

赋税一步步增加,这是近十年新加坡的趋势。从2015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预算案中宣布,2017年起向收入最高的5%人士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到2022年财政部长黄循财正式提出“财富税”,更确定了新加坡政策的方向,让一部份财富再循环到经济系统,再用来缓解贫富不均现象。

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有能力多承担一些,让收入和资源较少的人获得多一些,这个概念新加坡人已经很熟悉。然而,当钱必须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来,即使能力上绰绰有余,那种感觉还是不那么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

新加坡人的集体价值观,是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可以照顾每个公民合理的福利,要有高质量的公共医疗服务、充足的退休准备、优质的教育、更好的公共服务,那对财富征收累进式的税,是无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认同有能力者承担更多的人开始担忧,要怎么确保那些福利真的转换成机会和推动了社会公平,而不是让一些人产生不现实感的麻醉剂?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靠专注解决钱的问题来处理,而“不够平等”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难处理的恐怕还有其他,包括知识鸿沟、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

《经济学人》杂志上个月15日推出一篇有关2023年最富裕国家的报道,用了2022年的数据以图表的方式,比较了世界各国的三种GDP,得出很值得新加坡人注意的问题。这三种GDP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经成本调整的GDP(GDP Adjusted for cost differences),以及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的GDP(GDP Adjusted for costs and hours worked)。

用这三个数据画出的线条,新加坡的最让人吃惊。新加坡的人均GDP以8万2800美元(约11万1018新元)排第六;在经成本调整的GDP(一般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新加坡以12万8000美元(约17万1622元)排名全球第二;如果看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的GDP,我们以6万2500元(约8万3800新元)惨跌到第15。

稍微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所有亚洲国家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GDP都远在我们后面。这三个指数都排在前十的全是欧洲和产油的中东国家。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购买力也很强,但是我们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目前的收入。这可能是因为收入悬殊,超高收入的人拉高了平均值,还好货币政策和其他的社会政策加强了人们的购买力。令人担心的是第三项,这一方面可能因为亚洲人习惯较长时间工作,但让人不安的是很多人的工作偏低端,生产力和生产价值无法支持高时薪。

这样的工作通常是一些知识要求较不复杂,以时间换取产量的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重复性、特别是白领的工作,最容易被取代。如果我们的劳动力结构不做出大改变,未来要保持国民高购买力,需要的福利转移必将更多。

新加坡人真的理解一个更平等社会的样貌吗?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新加坡人的DNA可能不一样,年轻人追求包容性,愿意打造一个为弱势者提供福利的温情社会。可是我不敢那么乐观。当代价是别人支付时,谁都可以很大方,可当自己得做更多时,精致利己主义的本性可能显露,到时社会的分歧会比现在更难弥合。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