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新加坡不断传来数码改革之声，而数码支付是其中重要一环。去年7月下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在2025年底前淘汰所有企业支票，不过个人支票在2025年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官方将在今年展开第二次公众咨询，以制定淘汰个人支票和终止支票截断系统的举措和时间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师文在《银行数码化的隐忧》（2023年10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说出沉默大多数想说的话：在数码科技不是万灵仙丹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有没有必要急着把独立运作、不依赖互联网、历经考验、简单易用的传统支票完全丢弃掉？”作为一名商用软件编写员，其结语更具说服力：“数码科技应该是辅助工具，而不应该是默认和唯一的选项，保留一条后路总比走投无路来得好。再说，在文明社会里，大家都应该拥有作选择的基本权利。”
银行服务全面电子化之后迎面而来的安保问题，以及网络诈骗横行之际存户对银行安全系数的心理落差，是过去数十年未曾出现的。即使网络诈骗之风受到有效遏制，我们也应保留传统的支票支付形式，更何况目前正是网络诈骗之风猖獗的多事之秋？
戴文雪在《银行数码化进程存隐忧》（2023年10月13日《联合早报·交流站》）一文中，对李师文的观点表示支持。从戴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企业决策者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决定在2025年底前淘汰企业支票，停止提供企业支票服务一事，还没做好充分准备。作为本地企业咨询公司的顾问，戴文雪与中小企业主接触频繁，他基于对中小企业主有利的各种缘由，吁请官方体恤民情，继续为中小企业保留支票付款的选项。
戴文雪是为中小企业主请命，陈美霓的《勿强制年长小贩使用数码支付》（2024年1月19日《联合早报·交流站》）一文，则道出许多年长摊贩的心声：若是强制规定湿巴刹摊主必须用电子交易收款，不知道那些老摊贩要如何应对？
在科技盲从、数码信任备受考验之际，白士泮教授的《设立老人银行？》（2024年1月19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从宏观角度与理想层面，建议银行业者把握时机，探讨创办老人银行的可行性。他认为：“乐龄人士行动较慢、眼力差些，希望银行设计的服务功能放慢指示速度，以配合他们的生活节奏。”我想，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心件建议，与新加坡一直强调的建立关怀社会的论调，并无二致。
白文的建议，让我联想到某些银行所设置的线上交易与非线上交易的差别对待：如果线上办理定期存款，年利率在3%以上，如果亲自在实体银行内办理同样性质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在3%以下，差距是0.5%左右。无论定期存款数额多少，这种一面倒地把优惠给予线上交易者的差别对待，明显欠缺社会包容性。
关于银行安保的两点建议
很多人至今仍对银行电子商务抱有一定疑虑，一方面源自对资讯科技不熟悉，另一方面源自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一旦银行电子账户被黑客侵入而遭损失，谁来替自己分担？
有鉴于此，我从一个使用银行电子商务数年的存户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第一，银行与存户之间的联系渠道必须时刻保持畅通。无论是转账、为某位还款者增加每次转账数额、定期存款等交易，都必须通过短信和电邮等超过一种联系方式，在第一时间通知存户，让存户有所警觉。
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电子账户受到黑客侵入或遭受非自愿性的款项挪移，存户可在第一时间警觉并采取必要行动，包括报警和向银行呈报等。去年初，退休记者潘星华被诈骗300万元事件，部分因素是当事人没及时获得非自愿性的转账信息。如果她能在第一笔非自愿性款项转移的第一时间，被告知此事，即使无法追回第一笔款项，也能及时止损，不至于被多次非自愿性转账也懵然无知。
不过，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银行职员必须时刻保持与存户之间的联系畅通。记得20年前，我在等一笔小额海外汇款，当查明那笔款项已汇至我所使用的银行时，却久久不见银行把款项存进我的户头。一问之下，银行职员的解释竟是因为我在该银行拥有超过一个户头，他们不知道应存进哪个户头。银行有我的手机号码，为什么不打给我呢？显然，这种消极被动的工作态度如果延续到今天，只能让存户对银行业者愈加心寒。
第二，官方是否可以吸取被骗存户的前车之鉴，强制设置转账冷静期，也就是由存户决定，如果转账款项超过一定额度，便需至少一天的冷静期才过账。换句话说，即使是即时转账，所转款项也会存放在银行户头至少一天，等到存户在接到“转账预发信息”并确定转账对象与数额无误后，至少一天后才正式转账。这是确保遭遇非自愿性转账时，存户也有足够时间被通知并采取预防措施。
做好全面电子转账准备了吗？
官方正鼓励全民使用电子转账，提出这个问题似有不合时宜之嫌，但是，在经过去年底一次亲身经历之后，我不得不慎重提出这个疑问。
去年10月，我在一家公共医院求诊，当天医院通过短信发来付款信息，我当天便把款项转给医院。我是从去年2月开始向这家医院的户头进行转账的，医院户头号码都经过核实，转账之前也清楚注明发票号码，绝不可能有误。
该医院在我转账当天收到款项，但是，由于医院财务处来不及抵消（offset）我的发票，以至于在去年11月和12月，先后两次把纸本发票寄到我家“催收欠款”，第二封催收信上还注明是“第一次提醒”，声明我必须立刻付款——即便我在11月下旬已根据第一封信的指示，把付款凭据上传到医院指定网站。
为了这笔不到200元的小额付款，我与医院职员多次电话沟通，结果医院职员在12月中旬，即我转账后第71天，电话确认他们在我转账后第一天已收到款项，并在第70天抵消我的发票。
同样让我无语的是，为确保医院收到我的付款，我也在12月中旬打电话向我的银行询问，我在转账当天的数额是否成功转到医院？会不会不小心转到他处？所得到的回应是他们无法马上知道，打了两回电话，他们在六天后才回复我该笔数额确实转到医院。
这也许是少数案例中的少数，也许不是，但已从侧面反映了数码化支付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收款方的行政管理与核对延误，以及因此产生的一连串后续问题，所形成的时间成本与电话费成本应如何计算？如何对待因行政失误所导致的“暂时性交易不成功”？
种种案例反映即使官方大力鼓励，不只许多企业主和摊贩尚未做好准备，甚至连大机构如公共医院，也还没有做好全面电子收账的核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为朝向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迈进，诚如投函者所言，支票、现金交易仍有存在价值；关键性的付款，或许仍须采取非电子转账。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