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中国社会中的买与卖

古人云:“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但反过来,察人是不是也可以推己,察古也可以鉴今呢?

清代所谓“康乾盛世”,卖官鬻爵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朝廷明码标出各种官职的售价。以至于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捐监生”。由于买官的人多了,官位又有限,还要大家排队。于是,人们为了先当上官,又须加捐“先用”“遇缺即用”乃至“先先用”,也全都明码标价。整个买与卖的过程,倒也公开透明,光明正大。

这种做法当然荒唐。虽然捐官的钱帑,或上缴国库,或用之于筹措军费、治理黄河工程费、赈灾费等,均归之于国家财政,但朝廷把公权力当商品售卖,买者也必然要尽快兑换应用价值,加倍捞回之前的“投资”,为之不惜鱼肉百姓,荼毒乡里。长此以往,必然吏治败坏,朝纲不振,弊政丛生,祸乱国家。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此之谓也。

如今随着社会进化,中国也在与时俱进,当然也不会再以这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但也有例外,虽不是卖官,却是“卖”职称。在某些高校里也明码标价,公开合法。例如某校规定: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若能拿到一个600万元(人民币,约112万新元,下同)的横向项目,就有参评教授的资格;理工科领域价位更高——须拿到1200万元。有人为此算了一笔账,即便有了这样的项目,仅上一个什么税就要缴纳六七十万元,且只是“可能成为教授”,并非“一定是教授”,不是很上算。可见卖与买者,双方都算得很精明。闻之令人莞尔。

即便是丑恶的跑官、卖官现象,也未绝迹,但有所不同。清廷的卖官属于官方专营,是国家行为。如今的卖官则纯属个人行为,即个别贪墨的权势者把官帽当商品批发,谚云:“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形容生动。结果个人获利,国家损失。虽一旦东窗事发,卖者终究难逃法网,即被法院收监关押,之前的种种不义之财也被查抄,上缴国库。但这个买卖过程既造成有形的国家利益重大损失(这些人常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钱财互相兑付),又造成无形的国家资源重大损失,譬如执政党信誉、政府公信力、官员队伍劣币驱逐良币的劣化现象,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

更甚者,还有人连自己的人格、尊严都可贱卖,以期获得更大的提拔。据报道,为攀附曾经的“封疆大吏”秦光荣,曾任云南出版集团总编辑的龙雪飞,竟毫无节操地向秦光荣夫妇下跪表忠心;省委原副秘书长张朝德在秦光荣生病时,还去给秦按摩腿、捏脚……这类官员做人都成问题,为官一任,还能有什么底线?这些年,中国贪官之所以像割韭菜般地打掉一批又滋生一批,总也打不完,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未做官之前就已有“病”。

中国难以清除的时弊

除了贪腐行为,近些年,又叠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不明显的形式主义,且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形式主义的本质是造假骗取政绩。如果说,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是美国难以消除的痼疾,形式主义可算是中国难以清除的时弊。中国的贪腐行为和形式主义为何都如此难以根除,高层似应作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设计。

当然,病分轻重。凭买官上位且患贪渎的“重病”者,在眼下还能数得过来。但人格先天就不够健全的“轻症”者,恐怕就不是一两人了。例如,笔者知道的某高校,就教学科研而言,很一般。不一般的是,该校特别能“出官”。这些年来,几乎敝省十多所高校的一把手或准一把手,竟然都是从该校干部中选调出来的,可谓教育官僚的摇篮。这些人当然不能说日后都会有什么贪腐问题,但冷眼旁观,那种“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有良好的个人修为者,寥若晨星。故即便日后不是贪官,也极可能是庸官。“钱学森之问”曰:“中国大学为何总难出冒尖的人才”,由此大概也有了初步答案。

中国官场上的贪腐现象,蔓延到民间,则形成不使点钱就不能办事的风气。前些日子,白城医专一名女生早操时意外猝死,不料却带出该女生曾送给辅导员“一条鲶鱼和数条鲫鱼”的糗事。事虽不算大,连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对此都承认,“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和家长给老师送礼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但也折射出目前民间某种不正常的风气。因为,在笔者青少年那个时代,就从没有或绝少学生给老师送礼的事。那时也是讲究人情的社会,但师生间的关系却很纯洁。私下里关系再好,也从无物质方面的来往。

不久前,就有位20年未见的初中同学打电话给笔者,颇为突兀地问,是否认识某高校一把手,能否帮着引见一下,因为她的30多岁硕士毕业的女儿想入职这所高校。所谓引见,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笔者当然爱莫能助。问题在于,她就是这所高校的职员,为何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找笔者这样的“中介”来见自己的一把手?而且焦虑、急切到顾不上考虑得体与否,就去找一个20多年未曾谋面的初中同学帮着牵线?大概还是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熟人好办事”的人情世故使然。即便是送礼送钱,也要找对门路才能送得出去。

这种官场乃至民间极不正常的风气始自何日?公平地说,毛泽东时代尽管有很多问题,但贪腐现象很少。但那时候也把经济搞得很死,没有活力。贪腐应该说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1990年时,笔者去山东出差,有乡下农民告诉笔者,(经济)搞好了,但也(把社会)搞乱了,许多人起码的规矩都不讲了。中国现有体制就是这样,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今很多人所说的“国进民退”等现象,就是这种“收”的反映。一方面经济不能不放开,另一方面相关的管理制度又跟不上,甚至出现某种结构性的矛盾,根本无法解决,所以,尽管邓时代也打击贪腐,一直到江时代、胡时代,直到今天,都在打击贪腐,但谁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想在“收”与“放”之间找个平衡点,到现在似乎也没能找到。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买卖买卖,无买不成卖,无卖不成买,于是世间就有了买卖。但另一方面,世间万事万物,又并非皆可买卖,譬如激进的革命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信仰、意志;以及和平时期,普通人的爱情、亲情、友情、人格、贞洁等。倘公权力乃至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也能变现,成了亦可批发零售的商品,那可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身处庙堂者可不惕乎?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