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别一种宗教是正信还是盲从，终究还是应当回归理性。这与文明社会的底层逻辑一致，也是不同文化传统能和谐共存、和平对话的凭借。
美国进化生物学教授韦恩斯坦（Bret Weinstein）在自己的播客节目，回忆1990年代在非洲调研的一段经历。他与太太到当地人家里作客，在饭桌上聊天时，身为自由主义者的韦恩斯坦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并不相信上帝。不料生活在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主人家表现得非常震惊，笃信上帝的他们认为，不信主就等于没有道德，因为道德戒律源自造物主，少了祂，道德就成了无根之木。
日前居家上班，突然来了四位和蔼可亲的妇女，要传播福音。其中一位问我是否相信造物主，我回答信，但没说纯粹是基于理性而缺乏应有的宗教情感。她接着问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佛教。她大惑不解，我因为急着要去开网上会议，只好舍弃“五蕴皆空”这类深入讨论，简单回答说是家庭传统。她满心欢喜地说自己也敬礼祖先，接着给我布道的传单和资料，要了联系方式方才满意离去。
在网上观看黄循财总理和新内阁的就职典礼，注意到不少阁员在宣誓时手握《圣经》。一位同样敏感的前辈，事后用短信传来一张名单，具体列出哪16名宣誓人有基督教信仰。我在回答时匆匆写道：“我担心矫枉过正，这个内阁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不敢坚持，就怕被批评为提倡宗教价值。毕竟两者的界限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
新加坡宪政体制继承英国殖民政府，虽然本质上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但不能否认的是英国政治文化源自基督教文明。《大宪章》所强调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基于所有人都是上帝子民这一核心假设，所以国王也必须服从上帝所颁发的道德戒律，以及由此衍生的人间法律。但新加坡毕竟是多元宗教社会，虽然基督教价值是理性的产物，为了全民团结和谐的政治考虑，还是应当有所淡化，让位于能包容其他宗教的世俗价值。
小时候家里长辈对基督教徒传福音的排斥，形成我多年来的偏见。从华人的底层文化传统出发，崇礼祖先是一种饮水思源的宗教情怀。教徒拒绝拿香祭拜或分食贡品，难免引发数典忘祖的强烈反感。长大后见闻略广，明白很多宗教形式上的差异，虽然会激发对异教的疑虑甚至恐惧，但判别一种宗教是正信还是盲从，终究还是应当回归理性。这与文明社会的底层逻辑一致，也是不同文化传统能和谐共存、和平对话的凭借。明朝不少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和达官贵人，如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之所以接受洗礼，相信也是出于对教义的理性认知与折服。
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信仰立足于理性，是因为越来越多当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均指向不能排除造物主的可能性。这不无西方自然科学回归传统的意味。在2005年英国皇家学会投选“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拔得头筹的牛顿曾说：“重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却不能解释谁让行星运动起来。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自然科学史家认为，正是因为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相信上帝创造万物，产生规律，人才能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去发掘这些规律。简言之，自然科学对万物的探索研究，首先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英国皇家学会至今仍享有世界科学界的殿堂地位，它在2016年11月召开会议，检讨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有效性。执进化论生物学理论界牛耳的奥地利著名学者穆勒（Gerd B Müller），在会上提出当代进化论的几大“解说赤字”，包括寒武纪大爆发。认为生命是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变而来，“自然从不飞跃”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也承认：“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办法解释”。因为化石记录显示，距今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突然冒出大量门类的高等生物，但却缺乏它们演化的证据。
这些科学理论上的争议，当然离现实政治相去甚远。但源于相信造物主创造宇宙，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因而具备理解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的理性，并由此产生人间典章制度，服从法律就如同服从道德戒律一样——虽然它假手于人的理性形成，但终极的权威却来自上帝，在政治上的含义就不容忽视。部长宣誓就职时以“上帝作证”作结，由此便不难理解。毕竟任何人发誓，必然都诉诸于更高的权威，华人传统上都是指天发誓。相对于“此誓”（swear），世俗说法的“确认”（affirm）誓言，诉诸的仅于自身，而不是高于个人的权威，其中轻重，不言而喻。
当然，“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特别在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里，还是最具理性的政治原则。但就如韦恩斯坦的非洲主人家所担忧的那样，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理由，传统上来自于超越的理性权威。在世俗化的社会里，这就容易陷入莫衷一是的困境。比如男同性性行为的除罪化，光以宗教戒律为由反对，就无法说服大多数人。
与佛教“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儒学“子不语怪力乱神”，都一样尊重理性，上帝信仰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或许能暂时存而不论，在多元社会里专注遵从理性的指引，假定理性的背后，不无万法归宗的超越性意义，来制定符合最多人利益的政策，并抗拒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争论。因为任何影响所有人的公共决策，如是否允许合法赌场，在计算得失之外，还离不开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必须在“得”的最大化，与“恶”的最小化之间，谋取最佳的平衡。这或许是我们当下所能接受的妥协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