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公共论述的灰色地带

品质好的艺术批评和公共讨论来自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它无关人际是非,却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素养,扩大思维空间。

因为一幅红头巾壁画,本地舆论圈最近又热闹起来。有别于此前牛车水灯饰创作等等争论,这次的议论在华文和英文圈都很热闹,而正反两方的看法在两种语文的媒体中都有,真是公平。

本地社会舆论场平日大课题极少,这从一方面来说不是坏事,意味着国家社会没太多让老百姓烦心冒火的事,主要多是长青的民生、各种费用、小孩教育等等话题,华社则还有语文问题容易引发议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民众生活安逸,也意味着在很多国家容易爆发口水战的某些政治性、法律性甚至社会性议题,在本地市场不大。很多人在工作与生活之外,不太关心或没有太大意见,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不会做坏事,或至少意味着,那些议题都没有大到或坏到人们必须抛下工作与生活去追问的地步。

政府不会做坏事或不敢做坏事,当然与我们民主制度中大致有效的制衡机制有关,它抵消或对冲了人性中想做坏事的恶的一面。不过,经过几代人无大事可忧可辩,民众对国家事务所该具备的思考能力,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倒是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

一般相信,随着年轻世代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两代都高,应该更具备思考能力。然而我们说的是对复杂课题辨析论理的能力。这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更需要逻辑分析与批判思维能力。这方面必须从小训练,而这是我们近年来的教育才比较鼓励的。

当然,对很多事务的批判分析也不一定都要经过学校教育,一般性事务其实离不开人的常识与逻辑。就像很多政策,政府在解释的过程中,仔细了解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与常识性规律,这大概是很多人在了解之后能接受(未必满意)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政策或措施被认为不合理,但那或许涉及更复杂的政策背景,非本文题旨。

这样的思辨和论辩能力,对个人或社会来说都不可或缺。在越来越复杂的时局中,从社会到邻里,有更多大小事务经常具备多面性,不是非黑即白那么清晰,而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当人们必须去面对时,如何把握问题的核心,做出正确决定或者判断,很可能不是凭直觉或常识就够用的。

历史上有太多例子,普通人面对大时代的抉择,哪怕攸关性命,只因为信息或推理能力不足,或基于成见和想象,而做出错误决定,贻误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国家领袖更可能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和认知偏差,耽误了国家。

这种涉及公共事务的论辩能否具备好的品质,因而关系重大;而好的品质必须建基于国民整体在知识水平、思辨能力与道德上是否充分准备。“听政府的话、跟着政府走”或许在一时一地是对的,但绝非长久的正确选项;被政府和政客出卖的国家与人民并不少见。

红头巾壁画事件的热闹,因而是一个对社会不错的教育机会。

本地向来缺乏艺术批评教育,特别是公众教育。艺术批评同文学批评一样,不靠本能的情绪反应,而是需要大量知识乃至学理为基础的智力活动;最最起码,它必须具备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从描述作品本身、分析作品细节等等,到诠释创作与提出自己的评价,目标都是以作品为主,告诉观看者哪里好哪里不好,评论者所持理由是什么。对观看者来说,批评者本身的批评也有待检视,但回应同样需要基础知识与涵养。只有在这样来回互动的过程中,社会才能相互学习并且共同提升鉴赏能力。

然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批评是基于人云亦云,甚至从市区重建局最早公开的“某个”批评者所说的“像妓女”这种极度主观的谩骂中,就否定作品。

历史上好的艺术品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严峻审视,有些是时代的原因(后世解读为太前卫),有些是人际圈子的理由,总之不遭人妒是庸才,这话大体不谬。

但是好的批评一定是聚焦作品,而不是创作者,更不是创作者的其他属性——包括个人背景和生活经验等等。后者理由极清楚:因为经验是可以通过学习弥补的,否则就没有活人可以画或写天堂与地狱的故事;至于因个人背景或条件而加以否定,说严重点是一种近乎法西斯的潜意识心理,就像过去人们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教育、家庭等等,认为某些人就是不该做或做不好某些事一样。这种对“他者”具备敌意的潜意识偏见,其实是人性无从否定也无从改变的本能,但良好的教育可以让人懂得压制它,甚至加以升华为较有修养的气质,从而不浮现出来作为理性讨论的武器。

品质好的艺术批评和公共讨论来自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它无关人际是非,却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素养,扩大思维空间。在本地,或许更不可缺少的是勇气,因为圈子小,人际互动更频密。但这种锁定课题核心,层层抽丝剥茧,以逻辑归纳问题,以见解分析事理的能力,一定要培养起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需要在多重敏感交错的灰色状态中,为自己分析出一条更值得走的路,而不单只是一面墙上的女子。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