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必有死，生与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选择生的自由，在目前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之下，同样没有选择死的自由。死对往生者来说是一了百了，不过整个死亡的过程可长可短，对参与整个过程以及过后继续活着的后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梦魇。如果要把对后人造成的冲击减到最低程度，就要先理性了解整个死亡的过程，尽量在生前做些死亡管理的准备。
目前新加坡在协助“临终安排”方面只有三个文件：持久授权书（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简称LPA）、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简称AMD）以及预先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简称ACP）。这三份文件为管理死亡提供很好的参考，不过要真正执行的时候，却不是那么简单直接。由于在每一种死亡情况下所涉及的社会道德、价值观、资源、财务甚至法律的层面不尽相同，如果在往生前没整理出一些简单的指导原则，以方便至亲和后人或者LPA执行人去执行的话，将会衍生出许多灰色地带的挑战。
如果能够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而死后的各项事宜也都预先计划妥当，没留下什么复杂的手尾给后人，那是最佳状况。但很多人是不幸病逝的，病人一般上会从有认知能力和知觉的情况，恶化到失去认知和知觉，最后死亡。
在还有意识能力的情况下，如果知道药石已失灵，痊愈机会也很渺茫，我会选择放弃花大钱延续生命。但如果我已失去意识，就算已签了AMD或者LPA、ACP，生死其实已由不得自己做主，只能完全靠至亲去决定。因此我现在有必要把我的这个理性决定公告所有至亲，要他们在关键时刻为我做这个理性决定，而不要浪费资源做无谓的延续无意识生命的治疗，不要被世俗道德观、亲情和感情所绑架。我也会把这个指示和考虑做个实体记录保留，以免执行的至亲在日后受到其他人的指责和诟病。因为这是我之所愿，也可让他们日后心安理得。
以上情况还算可以理性处理，但如果我日后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失智症的话，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根据目前的统计资料，患者在染病后甚至还能延续八年到10年的生命。问题是家人是否有足够资源承担这笔医疗和照顾费用？如果一个普通家庭不幸有如此二老，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似乎已跌入“现代人会在人生的最后三年花掉半生积蓄在医药上”这个宿命。因此，我也为至亲家人立下一个指示：如果我不幸得了这“现代世纪绝症”的话，千万不要感情用事，要量力而为。只要为我提供最基本和有尊严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不要把照顾我变成家人和自己精神、生理和心理上的负担，也不必在意患病的我意识已漫游到哪个空间，要让大家能继续正常生活才是正道。这或许是一个非常难执行的理性决定，也只能未雨绸缪，趁现在就劝服家人，和他们不断地正面讨论。同时我也会与至亲开设一个联名银行户头，希望到时能为他们减轻一点经济负担。
我们常会自诩豁达如苏东坡、陶渊明，会坦然对待死亡。死亡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顺着人生一定的顺序走下去，该来的就去接受它。但在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和价值观等框架束缚之下，死亡可以讲得很轻松，过程却不是这么简单。
死亡对往生者或许是一种解脱，对后人则可能是另一种折腾。如果真想要学诗人和哲学家讲的那样死得洒脱，务必要在生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参阅言论版8月1日拙文《为猝死做好准备》），加上一些理性的管理。同时也要希望这些措施、指示和程序都会如愿被执行，才能算已尽了力，可以放心无牵挂地在生命轴上慢步徐行。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