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原:“心战”与“兵战”——反思一年来中东战事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征伐南中(在益州南部)。马谡送行时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卷三九《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马谡强调“心战”“攻心”“服其心”,而非“兵战”“攻城”等。对以色列而言,加沙“不服久矣”,即便今日攻破,以后可能又会“反耳”。如果想在加沙“殄尽遗类”以消除后患,这种“不仁”之举,又如何能“仓卒”实现?不过,以色列当前并不求对加沙人“服其心”,却要“除后患”。

诸葛亮在进攻南中过程中,对当时为夷、汉双方所服的孟获七擒七纵。其后他想又一次释放孟获,但孟获已不肯去,并说“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而非一杀了之,正是重心战、攻心的做法。他看重的并非降服、压服对方,而是让对方心服、诚服,以期在军队回撤后,南中仍可大致维持稳定。

景元四年(263年)冬,魏国邓艾率军进袭蜀汉。蜀汉军队战败,后主刘禅投降。邓艾入成都后,约束将士,避免发生抢掠之事,并接纳、安抚投降归顺者,使他们重操旧业,“蜀人称焉”(《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邓艾为尽快安定蜀地,并未采用大规模驱逐蜀人使其流离失所的做法,而是实行军不扰民的政策。还要指出的是,蜀汉大将姜维在降魏后谋复故国,让刘禅再为君主,但终未成功。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与当时魏军无暴行、蜀地民心粗安也不无关系。邓艾对蜀地吏民也可说是采取了特定心战之策——心战可行于兵战前、兵战中乃至兵战后。

北宋初年,曹彬等将领率宋军进攻南唐。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南唐都城金陵将被攻克前,曹彬忽称疾。宋军众将都来问疾。曹彬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众将许诺,于是大家焚香为誓(《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两日后,金陵城被攻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称赞曹彬:“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涑水记闻》卷二)曹彬对南唐军民固然采用心战,对宋军众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

就心战而言,在近现代史中能找到与上述不同的战例。《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陈存仁,在书中提到在抗战第七年,一位曾在前方当军医的日本人拜访他。两人吃饭喝酒时,这位客人说:“日本军队采取的是杀人的战略,到一处杀一处,太平天国之所以不能成功,也是因为杀人过多所致。”该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并曾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他还提到,日本军队中有反战分子,数目很多。大多数反战分子“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中华民族全面觉醒。朱自清写于1939年7月7日的《这一天》文中有:“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中国国内原先分处不同阵营甚至相互厮杀者,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到一起。就兵战而言,日本军队在较长一段时间占优势,但在心战中则居劣势,这是其无法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之一。还要指出的是,对心战劣势方而言,内部难免会出现反战分子。

数十年来,中东战争、冲突从未真正平息,而2023年10月7日不过开始一新阶段——既是兵战的新阶段,又是心战的新阶段。这还应视为“杀人”的新阶段(加沙地带死亡数字持续增多),以及“觉醒”的新阶段。田汉话剧《丽人行》中有:“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但是人心始终是我们的。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兵战失败,导致楚人被杀多矣,但他们不因此而屈服,心战并未败。“虽三户必亡秦”的意志,可以认为与强敌心战失败相关联。当前巴勒斯坦人展现的抵抗意志,又何尝不与强敌心战失败相关联?

在当代社会,在全球化时期,重兵战而不重心战,求兵战胜而不求心战胜,应被视为重大战略错误之一。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军事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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