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征伐南中（在益州南部）。马谡送行时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卷三九《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马谡强调“心战”“攻心”“服其心”，而非“兵战”“攻城”等。对以色列而言，加沙“不服久矣”，即便今日攻破，以后可能又会“反耳”。如果想在加沙“殄尽遗类”以消除后患，这种“不仁”之举，又如何能“仓卒”实现？不过，以色列当前并不求对加沙人“服其心”，却要“除后患”。
诸葛亮在进攻南中过程中，对当时为夷、汉双方所服的孟获七擒七纵。其后他想又一次释放孟获，但孟获已不肯去，并说“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而非一杀了之，正是重心战、攻心的做法。他看重的并非降服、压服对方，而是让对方心服、诚服，以期在军队回撤后，南中仍可大致维持稳定。
景元四年（263年）冬，魏国邓艾率军进袭蜀汉。蜀汉军队战败，后主刘禅投降。邓艾入成都后，约束将士，避免发生抢掠之事，并接纳、安抚投降归顺者，使他们重操旧业，“蜀人称焉”（《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邓艾为尽快安定蜀地，并未采用大规模驱逐蜀人使其流离失所的做法，而是实行军不扰民的政策。还要指出的是，蜀汉大将姜维在降魏后谋复故国，让刘禅再为君主，但终未成功。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与当时魏军无暴行、蜀地民心粗安也不无关系。邓艾对蜀地吏民也可说是采取了特定心战之策——心战可行于兵战前、兵战中乃至兵战后。
北宋初年，曹彬等将领率宋军进攻南唐。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南唐都城金陵将被攻克前，曹彬忽称疾。宋军众将都来问疾。曹彬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众将许诺，于是大家焚香为誓（《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两日后，金陵城被攻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称赞曹彬：“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涑水记闻》卷二）曹彬对南唐军民固然采用心战，对宋军众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
就心战而言，在近现代史中能找到与上述不同的战例。《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陈存仁，在书中提到在抗战第七年，一位曾在前方当军医的日本人拜访他。两人吃饭喝酒时，这位客人说：“日本军队采取的是杀人的战略，到一处杀一处，太平天国之所以不能成功，也是因为杀人过多所致。”该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并曾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他还提到，日本军队中有反战分子，数目很多。大多数反战分子“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中华民族全面觉醒。朱自清写于1939年7月7日的《这一天》文中有：“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中国国内原先分处不同阵营甚至相互厮杀者，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到一起。就兵战而言，日本军队在较长一段时间占优势，但在心战中则居劣势，这是其无法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之一。还要指出的是，对心战劣势方而言，内部难免会出现反战分子。
数十年来，中东战争、冲突从未真正平息，而2023年10月7日不过开始一新阶段——既是兵战的新阶段，又是心战的新阶段。这还应视为“杀人”的新阶段（加沙地带死亡数字持续增多），以及“觉醒”的新阶段。田汉话剧《丽人行》中有：“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但是人心始终是我们的。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兵战失败，导致楚人被杀多矣，但他们不因此而屈服，心战并未败。“虽三户必亡秦”的意志，可以认为与强敌心战失败相关联。当前巴勒斯坦人展现的抵抗意志，又何尝不与强敌心战失败相关联？
在当代社会，在全球化时期，重兵战而不重心战，求兵战胜而不求心战胜，应被视为重大战略错误之一。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军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