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家族不断增加。一些人对政治王朝不以为意，认为这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普遍现象，更多人则担忧这是对民主和公正的破坏，只会导致贪腐和滥权。政治学者认为，破坏民主与社会的不全然是政治家族，而是制衡权力的法治缺失。
“我已经和一个人谈过。我说，如果我被杀，就去杀小马可斯、（第一夫人）丽莎和（议长）罗穆亚德斯。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
这是菲律宾副总统莎拉11月23日清晨在线上记者会，向总统小马可斯撂下的刺杀威胁。对莎拉容忍多时的小马可斯也不甘示弱，回击称莎拉的威胁是犯罪行为，他“将作出反击”。
小马可斯和莎拉都来自政治世家，两个家族合作赢得2022年的总统选举，如今却也因为争夺权力反目成仇。
马可斯家族根据地在菲北吕宋岛的北伊罗戈省，小马可斯的父亲老马可斯曾任总统，祖父是国会议员，母亲和姐姐也是议员。杜特尔特家族是菲南棉兰老岛老树盘根的政治家族，莎拉的父亲杜特尔特是前总统，她祖父还曾是老马可斯的内阁部长。
类似的政治家族在东南亚很常见。在柬埔寨，洪森担任首相38年后，将位子传给儿子洪马内。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佐科一尝总统权力滋味后，全力栽培长子吉布兰成为副总统，企图打造自己的政治王朝。在泰国，达信家族在20余年间诞生四位首相，现任首相是达信的女儿佩通坦。在越南，高官的孩子们利用父辈影响力快速晋升，前总理阮晋勇的长子阮青毅39岁就成为坚江省委书记。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同，却上演着相似的权力游戏，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民众抗议政治王朝的存在是对民主的掠夺，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根深蒂固、难以解决，与其对抗，不如关心切实的经济和生存问题。
法律制衡缺失 民主非万灵丹
出现政治家族的东南亚国家显然普遍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衡作用，没有足够的法律框架制约权力欲望膨胀，以致既得利益者能够继续掌握权力、增强权力。
柬埔寨1991年结束数十年的内战和外国占领后，至今已举行六次全国大选，洪森和他领导的人民党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次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首相职位并席卷国会全部席位。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副教授索帕耶（Sophal Ear）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尽管当年有联合国监督，但柬埔寨并未实现民主转型。洪森在战后动荡时期，借助法律真空掌握了权力，将自己塑造成和平与稳定的保障者，以此推行强人政治。
这名原籍柬埔寨的学者，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他长期观察柬埔寨的政治局势。他说：“对洪森家族忠诚是在柬埔寨政坛生存的必要条件。洪森利用不断加强的权力，系统性针对反对派、收买各级机构、为自己量身定制宪法修正案，让国会和法律成了摆设，瓦解了对其权力的制约。反对派领导人和政党要么面临法律诉讼，要么被监禁或被迫流亡。在这种专制统治下，洪森在家族内部转移权力时没有遇到重大阻力。”
1986年2月，菲律宾爆发“人民力量革命”，数百万人走上马尼拉街头，推翻了独裁者老马可斯，迫使他的家族流亡美国。仅仅五年后，35岁的小马可斯就回到菲律宾，接着陆续当选北伊罗戈省副省长、省长、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并最终于2022年当选总统。
菲律宾前众议员帕拉蒂诺（Raymond Palatino）受访时说，人民力量革命后未被填补的法律空白，导致精英世家依然横行菲律宾政坛。他指出，1987年宪法禁止政治王朝，但还须制定一项授权法来执行这项规定，可是多次立法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很显然，立法者不愿意通过这个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竞选公职资格的法律。
“菲律宾政治世家主导了国会，他们不愿立法反对自己的既得利益。通过裙带关系、制度化腐败和垄断关键资源，他们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
也是这样的法律空白，让当年敛财无数的马可斯家族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还轻松地卷土重来并操控舆论。帕拉蒂诺指出，小马可斯在竞选期间凭借财富优势开动宣传机器，兜售有关父亲独裁统治的虚假信息，将那个年代描述为菲律宾经济飞跃的“黄金时代”。
让小马可斯的宣传奏效的首要原因是经济。1986年后，菲律宾历届政府未能切实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也未能打击普遍存在的贪腐，让小马可斯的说法更具可信度。
帕拉蒂诺说：“普通菲律宾人知道政治王朝，也知道他们有多么腐败，但许多民众认为挑战他们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选择支持当权者，以获得经济援助、福利和生计支持。”
泰国也有类似的情况。1997年，泰国实施宪法改革，引入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允许道德正直、有能力的个人不用贿选就可以进入政坛，并由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审查。然而，这个制度不仅未能根除泰国政体的弊病，还无意中为政治王朝延续其统治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访问研究员那邦（Napon Jatusripitak）在今年9月发表于电子刊物Fulcrum的一篇文章中说，泰国政治家族的领导人和裙带关系者主导了比例代表制，上议院职位则留给了领导人的配偶。当王朝政客被独立机构罢免时，他们的家人会迅速介入填补空缺的角色。
权力联盟维护既得利益
即使是出身普通的政治领袖，也会因为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而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同流合污。
为延续政治影响力，佐科力推长子吉布兰担任普拉博沃的副手，并背弃自己所属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转而为普拉博沃背书，最终帮助两人在今年2月的印尼总统选举中获胜。
这期间，掌管宪法法院的佐科妹夫安瓦尔没有回避利益冲突，也没有坚守法官道德与职业操守，而是选择了帮助吉布兰符合参选资格。虽然安瓦尔后来被宪法法院道德委员会查处，但印尼法律缺乏机制纠正他所犯下的错误。
商人出身的佐科2014年首次当选总统时，是印尼第一位不来自军事或政治世家的领导人，被看作民主的希望。10年后，印尼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佐科任人唯亲，破坏民主，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王朝。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韦迪（Vedi Hadiz）受访时说，印尼的权力集中在那些能够促成政治官僚和商人结盟的人手中。这样的权力联盟控制了公共机构，从中积累个人财富和影响力，不断壮大，并干预司法程序。
“当你是总统时，你显然处于主持许多此类联盟的有利位置。由于民主施加的任期限制等规定，若总统希望在卸任后继续发挥影响力，就会通过推举家庭成员来维持地位。尽管法律由国会制定，但法律也被权力联盟中的人所主导。无论属于哪个政党，他们在这里有相同的利益。”
若经济发展良好 人民仍可容忍轻微贪腐
对于政治家族，人们是爱恨交织的。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政治可以带来经济发展，只要利益能够重新分配，人们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集权和贪腐；另一方面，政治王朝容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利益分配机制失效，腐败等问题恶化，触及人们的容忍底线。
墨尔本大学的韦迪指出，印尼人对佐科的态度转变，体现了他们对政治王朝的矛盾态度。“民众可以接受一个受欢迎的政治领袖把家庭成员推上拥有权力的位置，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哪怕他是佐科。更何况，印尼的政治王朝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泰国人也对政治王朝有类似的复杂观感。泰国资深媒体人巴维（Pravit Rojanaphruk）受访时说：“一些民众因有经验丰富的达信来监督佩通坦政府而感到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裙带关系和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
高支持率也可能是资源垄断制造的假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索帕耶说，得益于雄厚的资金，柬埔寨人民党积极拨款支持亲政府的集会，试图营造出民心凝聚的氛围，但其实许多年轻人和城市人口对洪森的统治非常不满，他们热情地支持反对党。2013年，反对党救国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令洪森无比震惊，当时全国各地电视上的计票直播一度中断。
贪腐是民众对政治王朝感到不满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由于掌权者没有被追究责任，贪腐在政治高层被正常化，权贵把利用官僚职位掠夺来的利益奖励给盟友。
索帕耶说：“政治家族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助长了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以及缺乏竞争，扼杀了国家的创新性和问责制。”
政治家族的集权也会削弱公共机构，破坏法治、民主和自由，不断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留下政治不稳定的后患。
菲前众议员帕拉蒂诺指出，菲律宾许多政治家族在他们的势力地盘有私人军队和打手来巩固霸权，军阀主义因政治家族而蓬勃发展。他认为，想要打破政治王朝，除了立法，长期目标应为赋予基层权力，建立强大的政党，要求问责、正义和民主。
全球10％领导人有政治血脉
事实上，政治家族并非亚洲独有。期刊《历史社会研究》2018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球十分之一的领导人来自有政治人脉的家庭。在发达国家，一个家族出现两位总统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加拿大的特鲁多父子和韩国的朴正熙朴槿惠父女。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客常在政治家族受到批评时，引用上述例子为自己辩护。然而，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让各国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菲前众议员帕拉蒂诺认为，菲律宾在反对家族政治方面有惨痛的经历，民众应更加警惕。“老马可斯曾实施长达14年的戒严令并建立了他的独裁政权，因此民众对在宪法中添加反对政治王朝内容的呼声很高。”
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是更重要的因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索帕耶认为，存在政治王朝并非最大问题，因为破坏民主的不是政治王朝本身，而是缺乏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保障措施。
索帕耶说：“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治家族存在于健全的制度和权力制衡框架之中。在美国，无论一个家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都要通过自由选举、独立司法和充满活力的新闻媒体来承担责任。这确保了任何一个家族都不能肆无忌惮地主宰一切。例如，虽然布什家族有多名成员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权力仍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和法治。”
与之相反，东南亚国家往往面临制度薄弱和裙带政治盛行的问题。例如，洪森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使忠诚和家庭关系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
“当制度薄弱时，政治家族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国家。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司法、新闻和公民社会不够独立，还无法挑战或平衡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