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社交媒体广传一篇署名张维迎，题为《如今中国不友好的国际环境的原因分析》，认为造成当前对中国不友好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模式”论，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文章认为，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
对于该文，个人有表不能苟同的，譬如引发对抗说；也有深为认同的，譬如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及误导自己说。
在中国，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乃是谜，现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表现。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是经济命题中的悖论。经济学者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资源贫乏、技术创新几近空白，以及产权不完全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也不完全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们进而认为，在西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中，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他们进而得出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全然是因“中国模式”所创造。
说实在的，单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确有过奇迹。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奇迹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么不可解释。事实上，只要对日本和东亚经济发展有所了解的人，就端乎不敢得出上述结论。
高速增长数十年非仅中国
诚如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所指出：其实高速增长三四十年的例子，并不仅中国这一次。太平洋西岸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那个樱花岛国也有过类似奇迹。对日本经济奇迹的成因及发展趋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教授曾为大西洋国际学会写过一篇题为《日本奇迹的终结》的特约论文，于1977年2月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在这篇论文里，都留重人主要归结为几个因素。
一、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日本在战败后的初期，劳动力供应突然增加了1000多万人，具体有：因解除战争动员而退役离职的710万人；主要从亚洲各地回国的殖民者260万人；原军工部门解雇的工人160万人。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的议价力，从而在战后几年间，得以实现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的状况，反过来又使得劳动力供给出现反常的变化——工资太低，无法养活一家人，促使妇女及老年人不得不投入劳动力市场。
二、科学技术的引进战略，提高了国民的劳动生产率。战后日本将最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方面，却仍被欧美国家远远抛在后边。但日本通过引进已经开发的技术发明和科技情报，迅速赶上其他发达国家。
三、高企的储蓄率。随着经济发展，日本的产业出现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因而很显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意即没有高储蓄率就不可能有高投资率，也不可能有高增长率。当时的日本，储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36%以上，到1970年更是接近40%。
日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储蓄率，主要积极因素有：每年6月和12月，日本会发放相当于三个月或以上工资的奖金。这种传统习惯，必然使支出落后于收入，进而提高储蓄倾向。消极因素有：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不完备，出于对将来的担心，使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为高。
除了劳动力和储蓄两大生产要素之外，都留重人还认为，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居功不少，譬如：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下所形成的低汇率政策、有利于出口的双重价格机制、对出口的奖励补助，以及通过行政指导等政策给予企业大量扶持。除此之外，日本还在基础设施上大力投资，为企业修路、通水。政府还给予企业水电补助金，特别减免税等。与此同时，还辅以低利率，减轻企业的资金成本。总之，目的就在于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经济因素与日本一致
事实上，将都留重人书中的日本，替换成中国，这几十年的奇迹和奇迹后的运行情况，也就基本可解释清楚了。可见，促使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那些因素乃至具体政策，与日本何其相似，甚而是高度一致。
首先，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要素，与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低成本的丰富劳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性地相遇。中国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实现了经济增长。有学者就匡算过，1978年至2010年，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
其次是技术引进。大陆政府建政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技术的升级与改造在西方技术封锁的条件下，既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术进步路线，又在极端困难的外部环境下积极开展技术引进。从植根于独立自主到“以市场换技术”，再到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强化对自主创新及核心技术研发的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引进理念、技术引进主体以及技术引进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相机抉择”的自我调整过程。
据统计，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机械工业引进先进技术3000余项，汽车工业引进1000余项整车、零部件工艺及开发技术，家电行业引进100余条彩电生产线，钢铁行业引进1000余项设备和技术等等。这些引进明显改进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与制造工艺，同时提高了工业品的产量、性能，一些精细产品亦逐步发展起来，在诸多领域都不乏有力例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日益成长为一个制造大国。
再次是高额储蓄率。2018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题为《中国高储蓄：原因、未来走向及政策建议》的工作论文，其中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储蓄一直居高不下，约占GDP的35%至40%。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储蓄占GDP比率不断提高，2008年的储蓄飙升至GDP的52%。全球金融危机后，储蓄逐渐下降，2017年下降至46%，但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和新兴经济体15%的储蓄率。造成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与当年的日本一样——社保体系没有建立健全。
除此之外，有利于出口的汇率制度、出口退税制度也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培养上。这与当年的日本何其相似，以至于我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于2010年出版后，有读者评价说我喜欢大段大段的复制。
综上可见，中国经济奇迹（更严谨地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是那么不可解释，也并非他们形容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已经颠覆一般经济学定律。
事实上，如上所论，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基于劳动力、储蓄率这些传统因素。关于这点，可参见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简而言之就是，在经济增长范畴里，从没有过所谓的中国模式。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