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就，对得起那些捐献巨款给我们办教育事业的外国富豪大企业家。
68岁的香港影帝周润发，10月4日在韩国第28届釜山影展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今年7月确诊冠病时，传出重病昏迷的假新闻，他笑说：“不只是生病，是传出死讯，我完全不在意。”
从影50年的周润发认为，活在当下最重要，把生死看得很淡，坦言：“我不怕变老，也没什么害怕的事，这就是人生，有生就有死。”平日有爬山、跑步习惯的他说：“可能跑一跑就死了，这样就不会再有假新闻了。”
这位“新加坡女婿“坦然面对生死的妙言妙语时有所闻，更令我注意的是他再次谈到死后裸捐全部身家56亿港元（约9.8亿新元）的“佳话”。他还是幽了自己一默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随即又认真地说：“反正人来到世上时什么都没带来，走的时候没带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他为人作风就像银幕上的形象一样潇洒自若，裸捐宏愿有待实现。
今日社会不乏只顾累积财富、炫富，庇荫下一代，却吝于捐献的人，而历史上急公好义的例子却又不少。清朝著名商人胡雪岩，一生为善最乐。他最喜欢的一对春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军事家，也是经营之神的范蠡，三次经商致富，三次散尽家产，可谓“裸捐”始祖。
世界上许多博物馆的创立都是拜个人收藏所赐，如伦敦大英博物馆，始于250多年前一位医生、植物学家汉斯·斯洛恩勋爵从世界各地采集回来的收藏，后世不断有人捐献珍藏。大英博物馆内的专卖书《大英博物馆——文明的储藏室》，内容丰富。作者詹姆斯·汉密尔顿记载了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但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多少馆藏，是来自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搜刮掠夺而来的文物宝贝，原因不言而喻。
1989年，本地退休银行家、书画鉴赏家刘作筹一批价值几亿元的书画藏品，原本有意保留在新加坡，不幸得不到官方的积极回应与配合，也由于他曾经在香港银行界工作多年，香港艺术馆便成为了他毕生收藏的最终归属。我到香港多次，也多次到尖沙咀天星码头的艺术馆观赏刘作筹的收藏。这个历史性“走宝事件”，给新加坡一次狠狠的教训。
李光耀好友、香港商界巨子李嘉诚多次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对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作出大手笔捐献。配合李光耀百岁冥诞，《海峡时报》派出制作团队到香港访问李嘉诚，访问视频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上播放。从他对李光耀的敬佩之情，可以了解为何他对新加坡不惜慷慨解囊，推动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协助培养区域人才。
也曾多次向新加坡捐献的印度尼西亚富商、慈善家翁俊民去年8月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捐献100万元，为法学院硕士生提供奖学金。在翁俊民看来，这不是一笔“捐款”，而是一项“合作”。他的理念是，“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是南大校友，他的儿子则从国大毕业。
对教育的重视的确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在短短二三十年期间，新加坡便走出第三世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新加坡早已属发达国家中的高收入群。如今国家富裕，为何别人家还要为新加坡捐巨款，就因为新加坡的治国理念，政治清明，符合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李光耀因素”。这个因素确保款项不会被滥用，不会被人中饱私囊。
瑞士豪华手表百达翡立（Patek Philippe）有句经典的英文广告词，直译是“你并不拥有它，你只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以突出品牌的传代价值。它的中文广告词是“开创属于你的传统”。这句话也说得好，有开创才有传承。
新加坡的传世之宝，更多在于精神和理念，而不在于物质文明。国家建设会因为领袖和人们的素质下降而毁于一旦，如地铁不再有效运作、断电断水成为常态、公园野草丛生……
上个月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中心发布的“2023年IMD世界人才排名”，新加坡名列第八，在瑞士、卢森堡、冰岛、比利时、荷兰、芬兰、丹麦等欧洲人口小国之后，并且是亚洲唯一位列前十的国家。
新加坡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就，对得起那些捐献巨款给我们办教育事业的外国富豪大企业家，新加坡拿出了成绩，是多年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也该为区域人才的培养作出更大贡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文明发达国家亦当如此。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