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著名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说,古印度的梵语(Sanscrit),跟古拉丁语、希腊语、波斯语、日耳曼语等,有密切的宗缘关系。这种宗缘关系,明显体现在这些语言的基本词语和语法结构中。这一个重大发现,不但轰动当时只重视欧西语系研究的语言学界,也给后世200年的语言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语系(family of languages)的观念,就是在琼斯之后语言研究工作者建立起来的成果。语言学的“语系”,是指语言之间犹如家族的谱系关系(genetic relationship)。一个“语群”(linguistic group),即一组彼此有关系的语言叫做“语系”。人类语言历史悠久,要把世界上数以千计的语言,分门别系、认祖归宗,绝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过程。

基于现有的语言资料及语言的历史纪录,语言学家已经把目前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归纳成10大语系:一、印欧语系;二、阿尔泰语系;三、乌拉尔语系;四、尼日尔—刚果语系;五、汉藏语系;六、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七、德拉维达语系;八、亚非语系,又称含闪语系;九、达罗毗荼语系;十、非、美语系。(参阅《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语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语言体系。在汉藏语族里,也没有把新加坡华语列为地方方言变体。语言学界到今天还没有给新加坡华语一个新定位。

华夏族群身份认同的历史渊源

自从有历史记录的夏商年代开始,中原大地就有华夏族群的集聚生活。春秋时代,《左传?定公十年》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转?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不与华同”。可见华夏族群的名称随周秦的一统天下,已经有明确称呼。春秋时华夏族群的共同语,称作雅语。汉唐两朝,国威远播,华夏族群身份名称改为汉人和唐人。汉族作为华夏族群的身份名称,一直保留沿用。唐朝国威不下汉朝,许多地方方言,到今天依旧保留中国为唐山的称呼,并称汉族为唐人。宋、元、明朝通行的汉语是北方方言,称为官话。到了民国才改称为普通话。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简称为中国。普通话成为共通的国语。中国人的名称内涵,有所变更,由狭义的汉族推广到所有其他56个族群。只有汉族,在血统上纯属华夏族群。近200年,华夏族群大量移居世界各地,至今人数多达6000万,东南亚占大多数。对庞大的海外华夏族群,中国一向称他们为华侨、侨胞。移居世界各地的华夏族群,多以华人、华族或华裔自居。1954年,中国政府厘清了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除了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外,规定其他侨胞都归属为移居地公民,效忠当地政府。公民身份虽然改变,但族裔(ethnicity)仍然保留华人或华裔身份。华人为培育华裔子弟所建设的学校,一向称作华校。教学媒介主要是华文,说的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语。

由此可见,华人和华语,是移居中国境外华裔族群结合历史渊源对身份名称的认同,是大多数华裔族群的认知和共识。

新加坡华语应用的两重性

华语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华社不同方言间的共通语。新加坡华语虽然以普通话语言体系为基础,由于语言本身的历史演变,以及语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家庭结构、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观念等客观因素,形成本地人应用华语的两重性:一是高层次的学术论述和工商交际的标准用语;另一是低层次受多种文化因素影响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用语。前者和普通话的语言体系标准差异不大,后者类似洋泾滨英语(pidgin English),糅杂及容纳了许多非标准华语的语言成分,形成跟普通话语言体系有相当差异的特殊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世俗华语。

归纳各专家学者的研究,新加坡华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三方面。下边是一些典型例子。

一、语音方面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体系,基本上跟普通话的没有差异。由于受方言深刻影响,新加坡华语没有卷舌音,也没有轻声,很少用儿化韵。闽南语前喉音和后额喉音不分,所以福建籍新加坡人的华语,常常把n/ng混用。琼语把开口的h音和圆唇的f音相混,琼籍人华语也经常听到h/f混淆的发音。r/n/l的音位和发音方式,新加坡华语也存在混淆不清的情况。新加坡华语也常在句前和句末添加特别的语气词,如天啊、alamak、啰、啦、乜等,以表达不同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二、词语方面

新加坡华语有几个明显的词汇特点。一是音译词,譬如巴士(bus)、德士(taxi)、罗厘(lorry)、沙发(sofa)、杯葛(boycott)等。二是文化借词,如巴刹(pasar)、叻沙(laksa)、沙笼(sarong)、咖喱(curry)、拉茶(teh tarik)、五脚基(lima kaki)、加龙古尼(karang guni)等。三是方言转化词,如摆乌龙、头疯、红毛、吃风、冲凉、暗捶、炒鱿鱼、吃蛇等。四是创新词汇,如组屋、波道、电脑、捞起、塞车、脚踏车、小贩中心、死火、山芭佬、雪柜等。五是俗用词组,如濛喳喳、吃光光、敢敢做、搅屎棍、砍菜头、吃头路、无厘头等。

三、句法方面

新加坡华语一些句法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词序和句子成分的配搭上,看出与普通话的差异。基本上,主/谓/宾的句型,两者并没多大差异,但如果句子添加了定/状/补语,新加坡华语就明显展现了方言词序影响的痕迹。以下是一些例子:

词序先后:

多/少(读多几遍/说少几句)

先/早/才(他去先/我来早了/消息刚接到才)

动补结构重叠,表示强调:

(看紧紧/吃光光/趴趴走/慢慢跑)

比较或完成:

过/了(liao)(弟弟高过哥哥/我去过香港/已经清楚交代了)

肯定或否定:

有/没有(他有在家/我听没有)

正反提问方式

不(高不高兴/好不好看/明不明白)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觉察到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跟标准汉语(普通话)的确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层面存在一些差异。新加坡学者对华语的独特性问题,曾作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有关新加坡华语是否如其他地方方言,是标准汉语变体的问题,意见相当分歧。

赞同华语是变体的学者,多从华语词汇的转化型态和表达特殊词义的句法结构,说明新加坡华语存在变体的观点:“华语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不赞同华语是变体的学者,认为华语跟普通话的差异,在应用和发展上不是核心问题。“在处理差异时,我们的对策是既强调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尽量以中国的规范为标准,以保留共同的华语核心;同时加强交流,让语言比较自然地融合。”(参阅吴英成2003年和周清海2008年有关华语变体的论述)

语言变体的关键因素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思想意识最重要的交际管道。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语言一直沿着分化和融合的路线发展。所谓分化,是指人类社会由于生活环境的剧变,或者因政治、战争造成社区动荡,以致部分族群大量向其他地区迁移。之后,由于山川和交通的阻隔,原本统一的语言进而分化为不同的地方方言。譬如周秦时代华夏族群的统一语言是雅语,后来分化为七大地方方言。各地方言各自演变,形成地方方言的语言体系,语言学上把这些地方语言,称作标准语的语言变体。

人类通过语言来沟通信息,主要依靠三个组成部分——语音、词语和表达语言的句法框架来进行。所以,要判断新加坡华语是否为标准汉语的语言变体,必须审查这三个层面,来确定语言变体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新加坡华语语音变体的可能性。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体系,无论是音位和发音方式,跟普通话的语音体系完全一致。学生一向借助汉语拼音来辅助并掌握发音标准。在使用转化的方言词汇时,即使是世俗口语,也是遵照普通话的发音方式进行。反观其他地方方言变体,不单发音方式,甚至声调也跟普通话有很多差异,譬如语言的声调,粤语有9个,闽语有7个,客家话有8个,琼州话有5个。华语只有4个声调,除了卷舌音和轻重音,须要习惯熟练,其他的音位和发音方式,都很容易掌控,所以,新加坡华语的语音部分,不存在由于音变而产生变体的问题。

其次,再看看新加坡华语句法变体的可能性。

根据2020年统计,新加坡年轻华族的家庭用语,超过七成是英语。华语只是强制学习的母族语文,是后天的习得语言(learned language),不是母语。学生学习的华语,从小学开始,就完全遵循普通话语言体系,训练学生掌握华语的句法规则。所以,学生以方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华语,例子并不多见。只有少数讲方言的家庭,学生的华语因受方言转化的干扰,出现跟普通话词序先后不一致的句法规则。华语句法由简单句到多重复句,千变万化。词序先后的少数案例,只是普通话语法系统的很小部分。通过病句改正的练习,教师可以纠正学生这类句法错误。为这些个别案例而特别撰写教材,忽视整体的标准汉语句法体系,似乎有因小失大、以偏概全的瑕疵。

最后,我们再审视新加坡华语词语变体的可能性。

词汇的方言化,有人认为是形成新加坡华语变体的有力根据。认真地说,新加坡华语糅杂了不少非普通话的词汇,给新加坡华语,尤其是低层次的世俗华语,增添了特殊的地方色彩。但从糅杂华语的词汇数量,以及糅杂华语是否定型化来考虑变体的可能性,结论也许不够充分。

汪惠迪编撰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典》(1999年),总共收录了1560个词条。在这些词条中,有些已经定型化,语义和应用方式被广泛接受,成为平面媒体和网络平台常见的用语,是汉语词典融合的规范词。在1560个词条里,除了音译词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借词外,很多是方言转化的音译词,如吃风、冲凉、头疯、暗捶、吃蛇,暗牌、吃头路、吃老本、砍菜头等,语义都很精准明确;不过,如果某些方言转化词只限于少部分方言籍贯族群使用,词的使用率不够广泛和普遍,作为新加坡华语变体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201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总共收录了7万5000个常用汉语词汇,有些糅杂方言词已被汉语词典融合收录,确实数目有待统计。两相比较之下,新加坡华语方言转化词的分量还不到汉语常用词的0.02%。试问,区区1560个方言转化词,能取代7万5000个汉语词汇的完整体系,而单独成为新加坡华语变体吗?

粤语、闽语、客家和琼州话里有很多俗语、俚语、歇后语和谚语,反映了族群丰富多彩的生活意识形态。有些语句根本无法用汉字表述,只能靠口语相传,这是地方语言分化发展变异的结果,形成了与普通话有明显差异的方言变体。新加坡华语并没有自我和独特的俚语、俗语、谚语和歇后语,自然没足够条件发展为新加坡华语变体了。

语言的定型化和规范化

方言学家袁家骅说:“语言的分化和整化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运动形式,分化是离心的分散或分离,整化是向心的集中或统一。”《汉语方言概要》新加坡华语里的方言转化词汇,就是语言分化的结果。

这些方言转化词汇,加上好些音译和异族文化借词,在长期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融合和整化而成为大中华普通话的标准词汇呢?这就得看这些音译词、文化借词和方言转化词能不能定型化和规范化了。所谓定型化,就是词本身必须有具体、明确、清楚的语义概念,大多数民众普遍理解、接受和应用,平面媒体和网络平台也经常引用,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了规范化的词汇了。

根据195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华族的用语比例,为福建话30%、潮州话17%、广州话15.1%、海南话5.2%、客家话4.6%、华语0.1%。那些局限于一个籍贯族群流行的方言转化词,随时会因社会的发展而有消弭的可能。只有被不同籍贯的全体华族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方言转化词,在定型化和规范化之后,经过长期融合、整化的历程,才可能逐个被收录为大中华地区汉语词典的标准汉语词汇。

总结一句,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言,和普通话互辅共存,没有足够的条件自我演变而成为地方变体的可能。

(作者是退休语言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