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辰朔:修复资产负债表:经济复苏之钥

试想,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是一本账本,你的房子、车子、存款等都是账上的“资产”,而贷款和信用卡账单等则是“负债”。一个健康的账本应该是资产充足、负债适度。

把这个概念放大到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可以解释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长期衰退,这就是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历史上类似的故事,在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上演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30余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面对疫情冲击,我们不仅看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更看到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复杂调整,这背后是多种机制深刻作用的反映。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乐观预期收入持续增长,往往高估自己的债务承受能力,增加了负债。例如,2009年中国新增人民币4万亿元(约7600亿新元)的投资刺激经济,客观上扩大了债务规模。居民部门负债主要受房地产市场推动,高房价驱动大规模贷款购房,每次房价上涨,居民负债也随之增长。企业部门则面临低收益和高杠杆的循环,尤其是当传统产业面临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的情况时,企业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和累积债务的方式维系运转。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金融机构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隐性债务快速膨胀。

在这过程中,房地产市场的角色不可忽视。房产不仅是家庭主要资产,也是企业贷款的常见抵押品。土地出让收入及房地产相关税收,是地方政府近半财力的来源。近年来,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动。特别是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改变了之前“只涨不跌”的预期,导致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收益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债务违约。

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同样突出,如实体经济中的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资金因而流向寻求更高收益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进而推高了杠杆率。为此,中国自2016年以来,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以遏制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势头。

疫情冲击也导致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损伤。尽管从平均来看,各部门债务并未出现收缩,但低收入家庭、小微企业和个别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

行为变化从非金融蔓延至金融体系

当大量居民、企业乃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时,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受伤的巨人,资产价值缩水,负债却日益增加。居民发现到手的收入和资产价值不再令人安心,消费意愿和投资能力骤减,转而走向“预防性储蓄”;企业发现资产价值缩水、负债率上升,新的投资和扩张成为奢望;政府也发现,税收减少而刚性支出依然巨大,扩大投资的动力也会减弱。简而言之,经济主体为降低负债成本,由以往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这些行为变化一旦成为普遍现象,可能会从微观层面传导至宏观层面,甚至从非金融体系蔓延至金融体系,带来比传统经济衰退更深、更长久的伤害。

那么,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力,才能找到经济复苏的钥匙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

在当前形势下,一个有效办法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经济体系注入必要的“源头活水”。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其较低的杠杆率优势,适当增加债务,帮助企业和居民部门缓解压力,比如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发放一定规模限期使用的数码人民币以促进消费;给年轻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不仅能激励生育,还能刺激消费,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对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减税降费、补贴房租等措施,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严明纪律的前提下,合理处理存量债务、盘活现有资产如房产、提供保障性住房等措施,不仅能改善民生,也有助于恢复和保持市场信心。

通过这些宏观政策,可以为市场主体修复资产负债表赢得时间和空间,进而推动经济逐步恢复。与此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如适度降息,将有利于降低全社会利息负担和融资成本。在需求端加大政策力度,如进一步松绑限购,将有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经济复苏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市场、企业和大众共同努力。在这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尤为关键。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中国论坛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