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借机质疑高薪养亷，或是小看此案的严重性，都忽略此案的一个关键词：“零容忍”。
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涉嫌贪污案件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个语带嘲笑或质疑的普遍观感是：新加坡不是说“高薪养廉”吗？
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直到今天，有不少人还认为当官必须只谈奉献精神，问酬劳就是不道德；也有不少人趁机发泄仇官情绪，只把眼光盯住“高薪养廉”四个字，见树不见林。
所谓“高薪养廉”乃似是而非的命题，新加坡给部长的高薪在于吸引人才，养廉则靠制度。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约1000年前便把“高薪”与“养廉”分开来谈。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中说：培养人才“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饶是富饶丰厚之意）给人才丰厚的俸禄，使他们没有生活的忧虑；以礼数约束他们的生活作风；以法规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
王安石看透人性。他说，一个人对于钱财常会感到不足，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人情没有礼数来节制，则“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于是制定制度，为“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制定规范。这番话用在今天也很贴切，娶媳妇嫁女儿收受的红包、红酒白酒加几粒鲍鱼动辄上万元的一桌豪华饭局、欧洲的音乐会和足球赛门票、名牌物品的馈赠等等，都可以是收买官员的形式。王安石这篇万言书，可谓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高官加薪建议书”，成为他日后改革教育、培养人才的变法路线图。他的眼光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易华仁涉嫌贪污案在1月18日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控状指他向有公务关系的酒店大亨王明星及其公司索取利益，包括国外舞台剧、足球赛事、新加坡F1大奖赛等百余张门票；另外也让王明星为他的豪华酒店住宿与商务舱机票买单，以及乘搭王明星的私人专机。这些利益价值达38万4340元。
在他所面对的27项控状当中，两项指他抵触《防止贪污法令》，24项抵触《刑事法典》第165条文的控状，指他身为公务员却利用公务之便，向与政府部门有公务关系的王明星索取利益。他也面对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状。
易华仁所面对的官司性质严重，却引来国内外一些失去轻重之分的观感。
有马来西亚人通过搞笑的手法，把马新两囯治贪反腐事件作明显对比，制造不小的喜剧效果，表面上是把易案当笑话，因为跟马国的政治贪污案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小虫见大虫，他们掩不住一种自嘲和对金钱政治的深恶痛绝。
今天在首相安华治下大力反贪的马来西亚，原有反贪上不及“敦”的文化，享有皇家封赐的最高头衔“敦”级人物，有免受贪污调查的特权。既然“上不及敦”，也就有“下不及敦的孩子”的共识，因为如果动到“敦”的孩子，难免把老“敦”牵涉在内。所以敦马哈迪一家一直享受着“untouchable”（动不得）的特殊地位。
敦马最近不断发表华裔和印裔不忠论以及“同化论”，显然是要制造政治议题，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邻国的反应似乎在某个程度上，影响新加坡民间对易华仁案的社会观感。一方面有人觉得政府有小题大作之嫌，另一方面则有人怀疑政府是否“抓小放大”，刻意以较小罪行从轻处理。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国家的腐败堕落是从上而下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部长若认为贪图一些比自己薪酬小得多的利益好处不碍事，则他的下属也会以同样“不碍事”的心理，捞取好处。这种“意思意思”的小惠小利积少成多，小甜头会变成大好处。有意在政治人物身上取得方便，并也以为一点点的人情投资不成贿赂，也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小甜头被视为官商关系的润滑剂后，久而久之构成一种官商勾结的官场文化和商场生态，就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新加坡式的严格贪污标准，可能难为一些国家所理解。
易案更实在明确地反映出新加坡反贪绝不手软的一贯作风。无论是借机质疑高薪养亷，或是小看此案的严重性，都忽略此案的一个关键词：“零容忍”。部分国人若也小看此案的严重性，开始突破“零的容忍”，是否也意味着一些人对政治清廉课题的立场有所软化？新加坡人若也开始接受政商利益输送，乃社会发展“必然之恶”，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值得政府深刻审视。
社会发展到今天，新加坡的商界是不是已经普遍出现一种风气，以个人跟部长的私交，在国内或是国外活动时标榜“朝中有人好办事”的形象？官商利益输送的种子，是否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滋长？若是，任何不良种子必须除之于萌芽中。官商互动关系中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是易华仁案给我们最大的疑问和不安。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