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运作失灵，主流精英和普罗大众的互信流失，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催生“替天行道”的人物，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激情演说针砭时弊，转化普遍民怨为一己所用的政治资本，挑战主流精英并取而代之。
素有“阿根廷的特朗普”之称的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说，获得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米莱警告：“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本来应该捍卫西方价值观的西方国家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模式，改以用悲天悯人做包装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去颠覆资本主义结束全球饥饿和贫困的历史进程。
1月16日，特朗普本尊则在艾奥瓦州举行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首场党内初选，获得约51%的支持率，以约30个百分点的压倒性优势，击败排名第二的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黑利；接着又在1月24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再度以54.3%对43.4%得票率打败黑利。从各项民调推断，宝刀未老的特朗普将势如破竹，顺利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由于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度远远不如，特朗普二进宫的可能性恐怕不能排除。
特朗普以及那些被形容为“某某国的特朗普”的从政者，笼统而言都被归类为“民粹主义者”，但一直被媒体当作贬义词使用的民粹到底是什么，似乎说不清楚。本质上，民粹是民主的失常状态。健康正常的民主意味着下情上达基本顺畅，民众能自由选择民意代表，而作为主流精英之一的民意代表，能大体反映且落实选民的意志。
一旦运作失灵，主流精英和普罗大众的互信流失，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催生“替天行道”的人物，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激情演说针砭时弊，转化普遍民怨为一己所用的政治资本，挑战主流精英并取而代之。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在2016年横空出世，正是打着“抽干华盛顿政治沼泽”的旗号，一呼百应，不但横扫共和党内的众多总统参选人，更一举把自认胜券在握的民主党老将希拉莉打了个措手不及，乘着民粹东风入主白宫。
在美国与阿根廷之外，欧洲近来同样上演着相似戏码。意大利的极右翼兄弟党2022年9月成功拱上首位女总理梅洛尼；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同年9月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极右翼芬兰人党去年6月加入联合政府；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去年12月首次成为国会第一大政党……欧盟两大巨头的法国和德国，民粹主义也来势汹汹。法国的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马琳·勒庞在202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几乎与总统马克龙并驾齐驱；马克龙虽然在第二轮投票胜出，差距却比2017年时缩小。因党员涉及讨论把移民和“未同化公民”驱逐出境，引发违宪争议的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全德的支持率稳定超过20%，在德东地区已超过30%；反观德国总理朔尔茨所领导的社民党，在全德支持率仅为13%。
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当然没有简单的解释。纵观这些被立场日益左倾的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极右翼”的政党，共同的主张都是强调爱国主义，限制或终止引入大量异文明背景的外来移民。所谓“反常即为妖”，如果民粹是民主的反常，其中的重要症结之一，或许就在移民课题上。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1月23日在《联合早报·言论》撰文称，今年的美国大选是常识与反常识之争，正是因为“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发展，一是要保证本国纳税人的利益，不能无限透支他们的钱包去抚养数量无限的非法移民”。
美国社会评论者亨德森（Rob Henderson）在2019年提出“奢华信仰”（Luxury Beliefs）这一根据社会学研究所创造的术语，描述美国富裕阶层利用标新立异的理念来“道德标榜”（virtue signal），借此炫耀社会地位，以分析美国主流精英如何在认知和常识上，同一般民众严重脱节。当初出茅庐的白领都欠债刷卡，购买万元名牌包上班，通过名车豪宅炫富已经落于下乘；美国富裕阶层于是改以哗众取宠的“奢华信仰”，比如推崇“黑命贵”“削减警察预算”“开放边界”、支持“性少数”，特别是强迫他人使用“你、我、他”之外千奇百怪的性别代词，标榜对“弱势群体”的爱心，来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先进社会意识与地位。
但正如米莱所警告，“奢华信仰”的代价不菲。削减警察预算不影响住在有私人保安的门禁社区的富人，却严重威胁低收入阶层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开放边界让非法移民争夺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且压低工资，还分食社会福利和增加犯罪率。最致命的是，草根阶层失去了对违反常识的主流精英的基本信任；既然民主失灵，“极右翼”民粹政客的春天于焉而至。
作为民主国家，新加坡必须警惕这一现象，一方面对任何有违常识的奢华信仰如“华人特权”防微杜渐，另一方面确保政治体制健康运作，社会互信因民意能自由表达且得到及时回应而不断增强。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