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五年一次的大选,都提醒着执政党必须戒慎恐惧地治理国家照顾国民,同样也提醒每一位国民必须了解小国没有“换人做做看”的试错空间。

拙文《从政之难与民粹之殇》在《联合早报》首发(1月29日言论版)后,得到区域网民的关注与转载,在相关文章的社交媒体留言区,除了众多的肯定及点赞,也有诸如“现在是讲贪污案,你说什么从政难”“从政难,有种地难吗?那么高薪,种地都没有薪水的”之类的反对话语。《联合早报·言论》2月1日也刊发了纪赟先生反对意见《民粹主义的帽子不能乱扣》的文章。

拙文有提到“如果没有换位思考的同理心与包容心,相关话题很容易掉入民粹陷阱的口水战”,如今不幸而言中。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价值的世俗社会,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言论自由的权利”的舆论空间。本人并非体制内人士,也不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撰文本意是尝试从相对中立的第三者角度,探讨相关从政及高薪的敏感课题。对于反对意见,本着理性、中道的论政原则,我愿意在此做出几点澄清。

第一,民粹主义的帽子并非人人能戴。民粹(populism)也可翻译成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本身并不是贬义词汇。印度历史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就可以归类为褒义的民粹主义。相对于高高在上“何不食肉糜”之类的傲慢精英主义,民粹主义更是好的名词。如果把民粹主义比喻成一种工具,判断好坏的关键是谁在使用,以及使用的方式及目的。正如一把美术刀,在雕塑家手中是创造艺术品的工具,在抢劫犯手中就是作案凶器。同样,如果把民粹主义比喻成服饰,这顶帽子并不适合每个人,当然就不存在可以乱扣帽子的状况。

近年来,民粹主义更多地给世人负面印象,是因为世界各国一些并不属于平民阶层的政客,屡屡运用民粹化的选举语言反传统反建制,并以此获得“弯道超车”式的选举胜利与政治利益。

正如《联合早报》言论主任叶鹏飞在文章《民粹的春天》所提到的:民粹是民主的失常状态,一旦运作失灵,主流精英和普罗大众的互信流失,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催生“替天行道”的人物,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激情演说针砭时弊,转化普遍民怨为一己所用的政治资本,挑战主流精英并取而代之。

第二,职业不分贵贱,成功不由他人定义。新加坡的公司总裁不仅有如TikTok的周受资、星展集团的高博德一样耀眼的“打工皇帝”,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家,在为自己为员工赚取利润的同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企业生存压力。同样,走上从政之路的除了内阁成员,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公务员,从政者并不都有着崇高“社会地位与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力”(纪文语)的宏大叙事,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只是“我会做好这份工”,成为一名为民服务的幕后功臣。

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从政也好从商也罢,每个人都应该在人生道路中找到方向与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得到精神富足;作为一位杂菜饭摊老板,可以通过给街坊带来美味经济的饭菜建立口碑,逐步扩大商业版图,甚至如饮食集团梁苑一样,达成杂菜饭公司上市的物质富裕。无论是实现精神富足或是物质富裕,都可以自己定义为人生赢家。新加坡政府一贯做法,就是打造一个“整体上升的电动扶梯”式的包容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性,给失败者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机会,确保没有人落在后面。

国家良政的未来,取决于新加坡年轻一代。一位刚毕业大学生的从政职业规划,可以是“成为基层公务员—部门主管—部门首长—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但是当这位优秀的年轻人面前有众多职业选择,如果把内阁资政张志贤曾经在国会声明中提到的“从政之难”纳入考量:走上从政之路就必须面对很多个人层面的牺牲,例如个人言行在聚光灯下被放大审视,社交网络上甚至会出现断章取义的片面曲解;必要时必须公开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信息,缺乏私人空间和时间,也常常放弃陪伴家小的宝贵成长时间。这位青年才俊在私人领域的潜在报酬更高、个人生活自由度更高的“诱惑”下,是否还会选择从政之路?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法治国家,无论总理、部长,还是司机、店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位被控上法庭的嫌疑人,有权利使用各项法律工具为自己洗清罪名;即使已经被法庭宣判有罪,也还有上诉及求情的选项。勿枉勿纵是法治国家的根基。在案件定谳之前,无论是“朕即法律”的上层意志,抑或是“舆论口水淹死嫌疑人”的未审先判,都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反法治恶果将由全社会承担。

前交通部长易华仁的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就让法律来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吧。在此之前,给区域及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执政党,对于从政个人最高道德标准的坚持,以及对于贪污零容忍的坚决。根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2023年廉洁指数,新加坡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五,也是唯一进入前10名的亚洲国家。

第四,小国缺乏犯错空间,从卓越到平庸只有一步之遥。高薪廉政是建国一代领导人集体建立起来的独特政治制度,历经四代领导层,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但一些人通常把“高薪”与“廉政”拆分开来,就出现“部长高薪”的民粹话题,“即使有钱如美国,其总统薪水也远低于本地政治家”(纪文语)的似是而非言论。对此,建国总理李光耀亲自回应过此伪命题:仅从工资收入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

就以特朗普为例,他凭着民粹炒作成为美国总统后,声称放弃领取总统年薪约40万美元(约53万6400新元),但他上任后的首80天,就在自家集团旗下的海湖庄园度假六个周末。这一笔由美国纳税人承担的旅行费用高达2160万美元,已经超越前任奥巴马的八年任期总和。在新加坡,总理不仅吃小贩美食须要自己排队,看一场演唱会也须要自己购票。

作为缺乏天然资源及地理空间的小国,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相对丰盈的国家储备。由顶尖人才治理国家、管理国家储备,并与所有国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执政党与人民牢固的社会契约。每位执政党议员必须亲自接见选民,听取民众诉求,同时至少每五年接受一次人民选票的检验,使得政府没有滋生傲慢精英主义的空间。

新加坡也曾有刘程强、詹时中等杰出反对党人士。但值得警醒的是,新加坡不应该出现操纵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例如“我领取更低薪金也能治理好国家”“取消消费税”“全民分享国家储备盈余”之类的言论。在网络时代可以每天都是“大选日”,民粹能够吸引眼球,壮大声量,也难怪部分反对党人士愿意走捷径取巧,且屡试不爽。

每五年一次的大选,都提醒着执政党必须戒慎恐惧地治理国家照顾国民,同样也提醒每一位国民必须了解小国没有“换人做做看”的试错空间。历史上有着小国因为政策失误或顶层腐败无能,导致国家从卓越迅速滑落到平庸甚至衰落的教训。为了新加坡的千秋万代计,我们必须对类似错误防微杜渐。

作者是亚太区域企业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