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让我钦佩的国家之一。但是，新加坡的核心意义既不在于新加坡自身，也不在于它的繁荣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在于它的世界史意义和中国史的意义——新加坡最为典范地彰显了世界和中国的新可能。
大变局视域下新加坡的世界史意义
作为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国，新加坡在建国后约30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在人类史上独一无二。它的成功至少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必要条件。
内部条件是指人的因素。从资源角度讲，新加坡的内部条件没有物，只有人。它的成功完全依靠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建国一代及后继者的艰苦卓绝、高瞻远瞩。尤其是，李光耀集政治战略家和技术官僚双项本事于一身，可谓现代政治家之典范。
但是，若无外部条件，即世界环境，无论李光耀一代多么卓越，新加坡也不可能走向繁荣。外部条件可以概括为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特征是，二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规则进步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导致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和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大，而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都日益下降（后地缘时代不是本文重点）。
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活动日益超越空间限制，使财富生产呈现显著的去本地化特征（包括国内异地化和跨国化），即财富生产虽仍依赖土地，但不再依赖特定领土和土地，此即“后领土”甚至“后土地”。生产去本地化的本质，就是能较为自由和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它表现为我们所见的第二波全球化。但是，若将第二波全球化视作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不准确的，存在误导作用，因为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和平与发展。在第一波全球化中，不仅存在大量的殖民，且因领土和地缘争夺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真正促进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是人类发展出超越空间的后领土后地缘能力，而第二波全球化是这种能力结合二战后国际秩序所形成的表征（参见邓曦泽：《二战后长期和平发展源于观念改变》，《联合早报》2023年9月18日言论版）。
二战后，利用后领土后地缘为本质的第二波全球化，全球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首次或再次实现了发展与繁荣。在亚洲，则有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而且中国大陆也是巨大的受惠者。但是，新加坡最为典范。
新加坡的成功，意味着即便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国，也可以不发动战争，不进行殖民，而仅靠技术和国际秩序，便能超越空间，利用全球资源，走向繁荣。这在人类史上是绝对没有过的。在这意义上，战争是不必要的。以前的人类不可能摆脱战争，但这时代的人类可以摆脱传统热战。
这就是新加坡的世界史意义。
现代性视域下新加坡的中国史意义
新加坡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华人为主体。而且，早期移民多为“低端人口”，此如李光耀所言：“我认为他们（指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近代以来，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成功证明非西方国家也能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的成功则意味着，即便在领土、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华人也能获得成功。
新加坡都能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能？但新加坡能成功，中国就能吗？恐怕不能盲目自信。中国人应该理性、冷静地研究和反思，相对于传统社会，新加坡究竟作了哪些改革（或孔子说的“损益”）？
据传，李光耀曾表达过一个观点：“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此言道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原因，即不是沿袭中国传统，而是引入现代性。这当然不是要否定传统，而是必须以现代性为基准。现代价值（如法治、民主、平等、人权等）既有一般原则，也有具体应用。新加坡在遵循现代价值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考虑传统因素，创造了更公平更有序的高效率。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极高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但是近年来，有些违背现代价值的落后思想、政策和措施在回潮。如果中国想取得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应该深入仔细地研究新加坡，以明白自己该向世界学习什么，对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1949年后的新传统）又该作哪些改革。
中国的确可能获得成功，甚至可能比新加坡更成功，但它不能固守传统，而必须遵循现代价值的一般原则。在此前提下，可以适当考虑国情差异，但不能扭曲甚至否定一般原则。例如，去年逝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古代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一个国家”。如果中国遵循现代价值，并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也能创造更公平更有序的高效率。
这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史意义。
以新加坡反观当今世界之愚蠢荒唐
当今世界似乎越来越乱，战争风险持续增加。助长这种风险的，乃是全球尤其是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所奉行的陈腐观念。它们的认知仍停留在二战时代，仍像过去那样把土地占有和地缘控制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他们的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完全断裂，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大变局时代，并且这个大变局的一个方面——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并成熟，因而人类的领土观、地缘观、战争观、政治观等等都应该进化。
用中国的一个实例来比喻和理解普京们、拜登们的观念之陈旧。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把土地视作命根子。1980年代初，打工、经商等现象还不常见，土地收入仍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于是，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为了争夺边界不够清晰的几平方米土地，发生严重冲突，甚至造成伤亡。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经商等日益普遍，非农收入越来越多，且无论是收益额还是收益率都远超农业收益，再也看不到农民为了争夺小块土地而发生冲突。并且，最近二三十年来，农村开始出现弃耕现象，且越来越多。这表明连农民（其中有许多文盲）都已经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了。既然如此，犯得着为了争夺那点土地而大动干戈吗？要知道，俄罗斯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们、拜登们……还不如中国的农民。
我不是浪漫的乌托邦和平主义者，我也认为，以前的世界不可能摆脱战争。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已确凿证明：当今世界，完全可以不通过战争和殖民而实现繁荣。那么，还有必要发动战争吗？
希望新加坡继续为世界和中国提供意义！这种意义因新加坡之“小”而愈大。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