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6月19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越南此前缺席刚举行的乌克兰峰会，因此引发国际社会对它的批评。虽然近些年来，比起中俄两国，越南与西方阵营的互动有所不同，但如果外界由此觉得越南会向西方靠拢，则还是对越南外交政策不够了解。
表面上看来，越南与俄罗斯有着相当不错的经贸与技术交流，两国也有历史上的渊源，连俄罗斯人也特别热衷于前往温暖的越南旅游。但真正让越南接纳几乎众叛亲离的普京的原因，还应从外交传统上找寻答案。
就制度设计而言，越南外交部在很长时间内不仅是单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机构。像越共中央对外部，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幕后的决策者，受越南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制约。此委员会主席为越南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总理。其他四名委员包括国会主席、国防、公安与外交部长，因此就决定了越南的重要国策，也包括外交政策的走向。
就传统而言，自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始，与大陆政府有极深联系的越南国父，同时也兼任外交部长的胡志明，就在外交路线上采用实用主义的方针。无论对法国，还是中国国民政府（当时正同大陆政府内战），都持平衡友好的态度。只是到了1950年后，随着苏联、中国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越南才完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此时受意识形态影响，越南不仅政治、军事上与中国、苏联等先后结盟，在经济上也是如此。直到苏东阵营垮台的1990年前后，苏联仍占越南进出口贸易约四成。
越南在1986年也决定追随改革开放的中国推行经济革新事业，吸引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资。随着苏东集团的垮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化，与此相应，越南的外交政策也得以调整，开始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亚细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此来服务于经济革新运动，以求“多交友，少树敌”。到1988年越共政治局颁布《新局势下对外任务与政策》决议，强调要实现“多方化的外交政策”，这为此后的三四十年的外交决策奠定基础。
1991年，越南与18国在巴黎签署和平协定，解决了柬埔寨问题，同年又与中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1995年是越南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它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与欧洲签署了《越南——欧共体合作框架》，并加入亚细安这个创立之初本是为了对抗区域共产主义扩张的组织。两年后，越南又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标志着越南向国际大家庭的全面回归。
然而，越南外交政策依然有两根主轴，第一是由政权特性决定。维护党派利益依然是越南外交决策重要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这一点对越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起到潜在的重大影响；其次是越南自身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越南是自信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文化自豪感极强。2003年，越共九大中央决议中，就明确提到外交决策是与一切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但“采取与新加坡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阴谋与行动者皆系我们需要斗争的‘对象’”。
到了2011年，越共十一大首次将“国家利益”写入政治报告。这里的国家利益，就是政党与民族国家的二元一体。因此虽然近些年来越南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实现全方位开放，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这两个外交主轴的存在，党派利益权衡决定了越南与西方间的关系，总有一个潜在的雷区；而民族主义又使越南与存有领土纷争的“北方大国”之间貌合神离。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越南的外交大体是希望加强依托亚细安，来获得战略纵深与经济支持。2019年越南成立“越南、亚细安国家委员会”，在成立仪式上，时任总理阮春福强调，越南始终将亚细安视为其多元外交的基石，并置于最优先级别。与此同时，越南会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获得经济与技术发展；通过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来保持经济增长并且稳固共产政权；通过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关系，以及与日本、印度等建立区域合作关系来制衡中国。
在越南的外交关系层级中，本来只有俄罗斯、中国与印度三国是最优先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则一直只是第三层级的“全面伙伴关系”；只是到了去年9月拜登在对河内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才将两国关系全面提升到第一层级。但显然，在二者关系中，越南认为美国需要越南，是超过越南需要美国的，也就更占主动。因此，对普京的访越，西方不应有太多疑惑。越南正是利用不同国家间的矛盾与牵制，来实现夹缝中生存的战略。这被越南外交学界称为“竹子外交”，即利用多方位的制衡，来达到竹丛虽然柔弱，却得以耸入云端的外交目的。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