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源源不断，回报机制诱人，是马国羽球运动的成功之道。但马国羽坛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体制僵化等。此外，培训侧重技术，忽视心理建设，导致球员心理素质较弱，容易在赛时被对手影响。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迈入第10天之际，马来西亚终于迎来第一面奥运奖牌。尽管这仅是一面羽球男子双打铜牌，但对于热衷羽球的马国民众来说，由谢定峰和苏伟译组合所赢得的荣耀，依旧让人兴奋不已。在隔天进行的羽球男子单打铜牌赛中，被誉为马国羽坛一哥的李梓嘉开赛时虽然处于下风，但进入第二场局后开始逆转，最终以2比1的比分打败来自印度的叻斯亚·森，为马国迎来第二面奖牌，让举国为之沸腾。
当然，相比上届东京奥运会的1银1铜，此次2铜的成绩，对作为羽球传统劲旅的马国而言算不上优秀；如果将这个国家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羽球项目中所取得的4面银牌对比，更是显得一届不如一届。不过，熟悉羽球竞赛的人都知道，奥运奖牌并非评定球员实力的唯一标准，因为真正的官方标准是世界羽毛球联合会（BWF）的积分排行榜，职业球员必须积极参与，赢得世羽授权的各大赛事，借此累积更多分数，推高排名。
在世羽授权的赛事中，除了每两年举办的汤姆斯杯、尤伯杯，其余大大小小的赛事，比如级别较低的世界挑战赛，以及级别较高的世界巡回赛、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等，似乎都会每年举办。所以职业球员就是一直在比赛，他们会尽可能避免稍作停息，以免影响积分，导致自己被其他态度积极的球员超越。为何这个排行榜这么重要？因为它能够影响世羽决定是否将奥运羽球赛或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开放给相关的球员。
尽管马国球员在本届奥运会表现稍有退步，但最新的世界积分排名显示，马国在男双、男单和混双仍得以维持在世界前10名，除了谢苏组合与李梓嘉分别位列男双组世界第三与男单组世界第六之外，马国混双球员陈堂杰与杜颐沩则在混双组排名第九。这些名次让马国得以在世界羽联国家队排名中位列世界第五。这些成绩依然能够展现马国在羽球领域的厚实基础。
值得深思的是，马国为何能够拥有如此深厚的羽球竞赛基础？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
首先，羽球运动在马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槟岛殖民政府首任总督莱特在1809年正式将羽球引进马来亚。这项运动因为学习、器材门槛较低，所以很快就风靡整个槟岛。与此同时，马来王室里也有不少成员在英国留学期间接触羽球，这也让羽球很快在马来亚各地流行起来，并在1930年代后成为相当普及的国民运动。
基于这项运动的悠久历史，以及普及程度，马国绝大部分民众自小就有机会在不同场合接触羽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保障这个国家不乏羽球项目的人才资源，既不需要依赖外援，在竞赛球员的选拔上也更具弹性。
其二，就是球队的机制化。马国政府虽然在羽坛传奇人物拉昔夫西迪带领球队赢得1992年汤姆斯杯后，才正式将羽球列入国家体育重点项目，但对于羽球竞赛的系统、组织与培训，却可以追溯到最早1934年，即马来亚羽球总会（BAM）成立之时。
这个至今仍在运作的国家级羽球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国内赛事，并发掘、训练球员，流程机制化、系统化。而且，羽总设立薪资与奖励并行的报酬机制，让球员在受训期间，可获得团队支援和固定月薪、津贴。他们在赢得重要国际赛事后，政府也会提供高额奖励，比如，获得奥运铜牌的李梓嘉，可在政府奖励机制下获得10万令吉（约2万9000新元）的奖金，以及每个月2000令吉的终身报酬。
当然，如果球员能获得奥运金牌，这个奖励是100万令吉，每月终身报酬则有5000令吉。另外，由于羽球赛事很受大众欢迎，所以马国不少企业经常会在奥运、世锦赛、汤杯等赛事期间，宣布私人企业界奖励计划，为赢得赛事的运动员提供现金奖励、轿车或公寓，甚至是品牌代言的机会。
这种种回报的诱因能让职业球员专心受训。此外，马国人整体收入偏低，这些系统化的薪酬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吸引更多新血投入训练队伍。
很显然，这两大因素就是马国羽球运动的成功之道。马国在过去产生为数众多的世界级羽坛球星，比如拉昔夫西迪、贾兰尼西迪、谢顺吉、叶锦福、黄综翰、陈文宏、古健杰、李宗伟等，也让马国的普罗大众视羽球为最能代表马国的体育竞赛。因此，在巴黎奥运中，政府与民众虽亦有将金牌的期望，放在7日举行的场地脚车赛项目之中，但大众仍将希望寄放在羽球之上。政府在去年推行的“金牌之路”计划中，就将64%的拨款注入羽球金牌的培育。
当然，马国羽坛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羽总近年因为官僚主义、体制僵化等弊病，导致不少优秀教练离职到海外执教，信手拈来就有日本队的颜伟德、陈金和及李万华，香港队的钟腾福，以及韩国队的黄达明。一些球员比如李梓嘉、吴柳莹（已退役）也退出国家队，以外围身份代表马国参赛。再者，羽总培训侧重技术，忽视心理建设，导致球员心理素质较弱，容易在赛时被对手影响。这两大问题若不克服，马国羽坛的奥运金牌之路，或许很难实现。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 拉曼大学政治与新闻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