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纪委已立案审查省部级干部41人，全年“打虎”数量很可能创下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高。同时，近期几起网络实名举报性骚扰和腐败的案件也影响巨大，再度引发舆论对“打虎拍蝇”的高度关注。
中纪委7月25日发布的通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75.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97.1万件；立案40.5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2127人、县处级干部1.7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4.7万人；处分33.2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25人，厅局级干部1806人，县处级干部1.3万人，乡科级干部4.3万人，一般干部4.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2.9万人。
与往年相比，中纪委今年以来处分的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乡科级干部明显增多，其中正部级高官已达六人，这还不包括副国级的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以及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等一批战区级和正军级高级将领。
今年落马的六名正部级高官分别是3月被查的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4月被查的司法部原部长、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5月被查的甘肃省原省长、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苟仲文；6月被查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吴英杰；7月被查的中共海南省委原书记罗保铭；7月被查的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
上述六人除李钺锋属“民主党派”领导人，其余五人都曾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和中央部委领导，尤其是吴英杰和罗保铭，更曾是省级地方“一把手”。不过，这些人大多是在退居二线乃至退休数年后被查，一方面显示他们在位时的腐败行为并不容易受到监管，另一方面也显示中纪委仍注重清理过去多年累积的腐败存量。
清理腐败存量看似在打大权已经旁落的“死老虎”，但其对在位“老虎”的冲击力也不可小觑。比如今年72岁的罗保铭，曾在海南主政多年，其腐败行为也多是担任海南省长、海南省委书记留下的“旧账”，但在退休多年后仍然被查，肯定会让一些在位的当权者心生戒惧，不得不考虑以权谋私的后果。
同时，网络曝光也让一些过去难以追究的腐败行为更难藏身。贵为副国级的秦刚其实就栽在网络曝光之下。
去年3月刚升任国务委员的秦刚几个月后就因香港某电视台女记者的网络“情感吐槽”而从公共视线消失。今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意秦刚辞去中央委员职务，虽然秦刚仍被称为“同志”，但他原本光明的仕途也基本终结。外界相信秦刚因卷入了“婚外情”而被罢官。
当然，像秦刚这样的高官因网络曝光而被追究的案例十分少见，但网络举报对性骚扰和普通官员的杀伤力正在显现。
7月以来，最著名的两起网络举报事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贵元性骚扰案，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科员马翔宇实名举报其供职的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祝欢腐败案。
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女博士实名举报自己的导师王贵元长期对其性骚扰，并附有录音。中国人民大学官方迅速回应，连夜调查核实，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调查处分结果，宣布开除王贵元中共党籍，撤销教授职称，撤销其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并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还将问题线索反映给公安机关。
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对王贵元性骚扰案的处罚十分迅速，对高校和其他机构并不少见的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现象是一次有力惩戒。王贵元遭处罚后，网络上类似的举报明显增多，相关机构也宣示要严肃查处。
对于马翔宇的举报，苏州官方也在8月2日发布通报，确认苏州市工业园区商务局在几项服务类项目采购中，存在违反规定内定供应商以及围标串标等问题；商务局局长祝某已被立案调查，暂停职务。
尽管一些网民仍认为苏州官方的查处并不彻底，马翔宇举报的某些内容也被证明并无实据，但一名科员能够通过网络举报扳倒商务局长，显示网络举报确实发挥了作用，这将鼓励更多人通过网络揭露身边的腐败。
今年以来，中共反腐力度有增无减，网络反腐也深受舆论关注。在中国经济和外部环境都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高层持续强力反腐败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官方在保持高压反腐，改革制度体制加强对权力监督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利用舆论和网络监督，让腐败分子和各种丑恶行径更容易暴露，为促进社会公正和恢复公众信心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