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虑各利益方诉求、社会舆论、政府监管等等叠加因素，大型企业的并购不是一道如此简单的算术题，而更像是一道复杂的哲学及伦理学命题。
保险业巨擘德国安联并购英康保险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剧情，随着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并购案按下了暂停键。剧情是“暂停”而非“剧终”，是因为黄循财总理就此事件强调，政府支持英康保险与有实力的伙伴合作，以加强它的资本基础和市场地位，并对英康在未来与安联或是其他企业达成新的交易，保持开放态度。
安联也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将与各利益相关方评估交易情况，并且深信相关的并购合作将使新加坡客户与社会受益。
如果把并购案看成是一段婚姻，那么在英康家人的反对声浪中，安联仍然对英康一往情深，相关故事是否有续集，并成就“王子公主甜蜜结合，从此开启幸福美满人生”的完美结局，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当然，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并购案，也许没有如此浪漫的剧情。企业并购是企业之间为了优化企业的规模效应及协同效应，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释放出企业价值，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处于强势的并购方，必然具备资本实力或品牌统治力，而另一方则必然拥有可评估的市场价值：现金、资产，或是市场网络及客户资源。
就以安联收购英康案为例，作为被并购的一方，英康显然是“一只抱着金蛋的鹅”，在从之前的职总英康合作社模式向英康保险企业化过渡的过程中，英康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豁免，保留了20亿元的盈余资金，不必退还给合作社及相关政府机构。安联此次出价约22亿元收购英康51%的控股股权，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本身在新加坡市场的占有率，同时在并购完成后，展开退还18亿5000万元给股东的减资计划，一加一减之间，安联用约12亿元就把英康“人财两得”收入囊中，是一招让人拍案叫绝的商业妙棋，却遗憾地忽略了狮城的社会观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英康虽然还是“抱着金蛋的鹅”，但是否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下金蛋，以回馈新加坡国民，却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新加坡仅600万人口的袖珍市场中，保险业已是一片红海。英康当前的控股股东职总创优所发表的文告中，就透露出竞争焦虑：本地市场竞争环境已然沧海桑田，如今有超过40家全球、区域和本地保险业者，在逐渐饱和的新加坡保险市场里竞相发展。英康在企业化后面临的困境是，不仅在大众保险产品（如汽车险、旅游保险）失去竞争力，同时也在政府与大机构投标框架下，失去多个重要合约。
至于上述提到的20亿元保留盈余，可以视为英康独自在商业红海里拼搏的“安身保命之本”。在商言商，如果英康与安联能够并购成功，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与成本效应，使得英康反而不再需要那20亿元的救生圈，从而能够实现削减18亿5000万元股本的瘦身健康计划。
什么是价值与道德上的最优解？
只是，综合考虑各利益方诉求、社会舆论、政府监管等等叠加因素，大型企业的并购不是一道如此简单的算术题，而更像是一道复杂的哲学及伦理学命题。
哲学界著名的“电车悖论”：一辆失控的列车正要经过一个岔道口，而岔道的两段轨道上，一边躺着五个人，另一边躺着一个人，如果你有能力扳动轨道方向，你会选择列车驶向哪一边？
如果把这道悖论代入企业并购，将成为“地狱级别”的超级难题：让电车在岔道口暂停下来并非答案，失控的列车（被并购企业）上还有乘客，只有移动（并购成功）到安全位置才能解救列车及乘客，那么，在两边轨道上的五个人与一个人（代表各利益相关方），孰轻孰重，什么才是价值上以及道德上的最优解？
新加坡作为小国，在资源与市场方面具有局限性，使得本地企业不容易成长为世界级巨型集团。建国总理李光耀及第一任财政部长吴庆瑞等第一代领导团队，在建国之初就高瞻远瞩地设立政府投资臂膀，通过政联企业或合资方式，参与创立并壮大第一批大型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石化、新电信、星展银行、国家钢铁公司、三巴旺船厂等等值得国人自豪的企业品牌。职总英康与储蓄银行类似，因为致力于服务中低收入阶层而成为国民品牌。
距离建国将近一个甲子的今天，世界风云变幻，全球化的当下，企业要壮大必须走向国际，但新加坡作为开放市场，本地企业也必须面对无数外资过江猛龙的激烈竞争。通过主动或被动的企业并购，一些企业得以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犹记得1990年代，为应付外来金融巨头的挑战，新加坡银行业迎来并购浪潮，储蓄银行被“自家人”新加坡发展银行收购，算是一场完美婚姻；华联银行则不得不接受大华银行的收购建议，令创始人连瀛洲流下热泪。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企业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例如，曾经是世界前三大晶圆制造企业的特许半导体因为长年亏损，2009年被卡塔尔投资公司收购，品牌消失；前总理吴作栋曾经担任过总裁的标志性航运业者海皇轮船，同样因为后期的巨额亏损，在2016年被法国达飞轮船收购，不再是新加坡品牌。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如今已经过渡到以黄循财为领导的第四代，在当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建国之初的天时地利，已经不再是领先优势，新加坡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更有实力、更有创新力。如果政府就是那位处于电车岔道口的决策人，如何让列车安全到站，并尽可能最大化地满足各利益方的诉求，加减之间，考验着第四代领导层的施政智慧。
作为新加坡企业人，在考虑企业生存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社会责任，如果有一天须要回答那道“电车悖论”难题，可以用超级英雄蜘蛛侠的名言来勉励自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作者是亚太区域企业集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