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全面胜利不仅标志着美国政治潮流转向，还预示世界历史潮流的转向——这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世界主要矛盾的走向有关。
选前的11月2日，笔者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美国是否犯了战略错误？》其实隐含对总统选举的预测。拜登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犯下不可忽视的战略错误，这会降低民主党人继续掌权的可能。美国已到了修正战略错误的时候，而特朗普正是较为合适的人选。
从大历史角度看，这是他当选的根本性原因。目前，俄乌战局风向显然不利于乌克兰，俄军不断取得进展。持续的俄乌战争已越来越像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泥淖。两年多前，拜登政府“放任”俄乌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非尽力阻止。在与西方关系降至冰点后，俄罗斯全面实施战略东转。至于远离战场的中国，一方面隔岸观火，另一方面坐收渔利。
拜登政府成功利用乌克兰消耗、针对俄罗斯，然而俄罗斯并非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实际上，拜登政府也“成功”地使俄罗斯进一步靠拢和依赖中国，并使中国战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这期间，中俄经济合作与军事合作达到空前水平，依据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的说法，俄罗斯甚至向中国转让尖端军事技术。中俄稳固合作对抗美国的局面已经形成，还能逆转吗？
如果美国仍将中国而非俄罗斯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现在或许已到了适当调整与俄关系的时候，而这又与它改变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密切相关。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固然获得重大利益，但也付出不小的代价，中国则成为获得重大利益而代价较小者。俄乌战争无限期拖延，对中国显然利大于弊，对美国弊大于利。
对俄乌战争持“批评”立场的特朗普上台，意味着战争可能出现结束的曙光——尽管仍有重要障碍待克服。
必须指出的是，特朗普没有将俄乌战争爆发的责任仅归咎于俄罗斯及普京，他其实认为乌克兰方面尤其是总统泽连斯基也有责任。对战争爆发责任的认识，与以适当方式结束战争，其实是相关联的。特朗普还曾批评拜登与哈里斯让美国卷入俄乌战争，他要使美国脱身。他认识到，这场战争影响到美国实现更重要的历史任务。
可以认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将特朗普推向政治舞台最前面。特朗普曾声称，他将在上任前结束这场冲突。这次当选，应被视为影响俄乌战争的最大变数已经出现——迄今为止，支持乌克兰进行战争最重要的力量发生重大变化。
俄乌战争如果能在不远的将来结束，应意味美中竞争重回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矛盾都“从属”于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矛盾——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它走向激烈冲突的可能。由特朗普代表的美国领导此世界性竞局，应该比民主党的哈里斯更合适——后者在上个月声称伊朗（而非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手，这与众多美国政治精英的看法不一致。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更难预测，对中国政府而言也如此，但可预测的是，至少在部分领域内，他会比拜登对中国更强硬。
中美关系又面临历史性新变局。现阶段历史潮流大致可以描述为——太平洋两岸持续风高浪急，以后会风更高浪更急。特朗普的胜选既可认为是美国民众的选择，又可认为是历史的抉择。
历史潮流再次将特朗普送到浪尖，或是要让他达成“难测”的目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到“我们毕竟也在历史之中”，会抵达前人（包括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抵达过的“历史经验的现场”。我们应该身处历史大变革时代的边缘——美国如此，中美关系如此，印太如此，世界也如此。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军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