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面来看，中国经济当下亟需的是加强法治。“远洋捕捞”式执法，已是打击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要想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壮大，杜绝“远洋捕捞”执法，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无疑是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10月以来，广东省出版集团主管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广东省情内参”在公众间流传。报告称：广东省的“互联网业态公司遭受异地逐利性执法，生存难以为继”“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我省（即广东）新经济、新业态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在移动支付、移动购物、数字健康等领域先行先试，逐渐成为全国该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这些企业也因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纠纷问题遭遇异地逐利性执法。据了解，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
上述报告提到，广东壹健康集团本属广东的“专精特新”企业，在2022年就实现了24.23亿元（人民币，约4亿5000万新元，下同）收入，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同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对壹健康集团旗下公司进行“调查”。原本公司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而河南焦作、商丘的办案人员却先后冻结该集团子公司相关账户64个。此举导致壹健康集团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请，并因资金问题，导致工厂停工、生产停摆、经营难以为继、员工工资难以发放，集团业务陷于瘫痪，至今未能恢复正常的生产和运营。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远洋捕捞”。
所谓“远洋捕捞”，是指出于利益驱动，部分地区的公安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做法。近年来，此类现象多有发生，较大地影响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安全感和发展信心，进而严重打击中国经济活力。
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曾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能经常行使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简言之，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长久发达。”
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一国或一个地区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全面相关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一国或一地区的法治指数越高，经济往往也会越发达。譬如，中东的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在世界银行法治指数评价中，排名就非常靠前。与此相反，法治指数越低的国家，经济表现也往往不怎样。例如，危地马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这些国家法治指数均很低。
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的实证研究更是证实，经济发展是良好的法治维护的结果：“从经验数据看，法治的总体维护指标看来和投资、增长最为相关。”他对1960年至1990年大约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指对不同观测对象在不同时间段或时点上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回归，刻画增长率和解释变量先期值之间的相关性。在回归系统中纳入法治变量，所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此，巴罗的解释是，更好的法治维护有利于经济增长。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也曾指出，法治对于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特别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不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持续、稳定。”
由此可见，涉企行政执法是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更事关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由此可见，法治无疑是一国最好的营商环境。
也正是基于此，从宏观面来看，中国经济当下亟需的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而是加强法治。“远洋捕捞”式执法，已是打击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于中国而言，要想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壮大，杜绝“远洋捕捞”执法，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无疑是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