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4日至29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首次以国务资政身份访华，访问主题既有对中新30年来经贸与政治互信积累的回顾与检阅，也为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路线“扶上马、送一程”。在全球局势多变、地区竞争加剧的当下，新加坡被视为东西方之间的“信任兼容体”。李显龙此行针对中国的评价与姿态，蕴含新加坡下一步强化自身国际定位、维系战略平衡的长远考量。
双重底色：“信任兼容体”
新加坡总体上与东西方同时交好，成就东西方“信任兼容体”的国家特质，之所以能如此，源自制度与文化基因中的双重底色。
一方面，新加坡政治架构沿袭英国威斯敏斯特体系，英语为官方语言，法律体系植根于英美普通法系。这种制度设计确保新加坡在政治与法治层面深度契合西方标准，为吸引西方资本、赢取欧美信任，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新加坡又以华人为主体，传承华族文化与儒家思想内核，与中国及全球华人经济圈，保持天然的文化情感链接。
这种国家特质使它在长期对外交往中，赢得东西方的基本认同与理解，不必过度强调中立立场的正当性，就已站上一个罕见的起点：既能在中国与西方间传递信息与善意，又能充当多边对话的可信节点。这一特质在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历史性会面，以及2018年朝美峰会落地新加坡过程中得到彰显，让新加坡在国际外交舞台展现出特殊的信任价值。
新加坡之所以能长期扮演“信任兼容体”的角色，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务实合作与信任积累。对华而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连续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100亿美元左右（约1484亿新元）。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新政府间合作典范项目，体现新加坡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信任与深度参与，也使中国从中感受到新加坡的真诚与务实。在新兴产业与金融投资领域，如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入股中国多个新经济企业，强化两国在价值链与产业链上的深度黏合。这些实际成果稳固中新互信基础，成为“诚恳而可靠”的合作方。
李显龙本次访华，在谈到中国经济正经历的结构性调整时特别指出：“事实证明，中国能够以战略眼光长期保持政策和方向的连贯性，渡过发展历程中的短暂起伏”。这种对中国长期战略定力的肯定，与西方某些媒体的叙事形成鲜明对比，为中国提供一个不被全面误读的参考。
另外，李显龙在2023年3月访美时强调，新加坡并非中国的“耳语者”，同时呼吁美国不要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这种谨慎表态传达出新加坡的独立判断并赢得西方尊重。通过在中西两个方向上的持续深耕，新加坡努力打造“坚固的信任桥梁”的“国设”，获得在国际博弈中罕有的对话与沟通能力。
价值凸显：动荡时代下的桥梁作用
将自身定位为弹丸小国的新加坡，追求的是通过国际信誉、灵活政策与清晰的战略边界，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国际战略效应。新加坡不选边、不盲从，以可信、透明的政策传递对各方的尊重与理解，进而赢得双方信任。李显龙曾强调：“忽视中国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西方对华话语趋于紧张时，新加坡坚持这种中立又明晰的立场，凭借自身文化与制度双向黏合特性，在中美竞争的夹缝中找到稳定的生存与发展路径。这种信任兼容定位，对新加坡来说是务实而必然的选择。全球局势恶化，中美竞争趋烈，新加坡的“信任兼容体”角色价值持续上升。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是一条相对中性与可预测的对外联接通道，有助于中国在逆全球化与地缘紧张背景下，维持与西方世界的互动渠道。对新加坡而言，与中国深化合作则为其在复杂博弈中提供回旋余地，巩固其国际竞争力与外交灵活性。李显龙在11月26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强调，中新关系“在国际环境更加不确定和动荡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本次李显龙以资政身份访华，恰值新加坡政府权力过渡的微妙时刻。新一届领导层能否延续并强化“信任兼容体”定位，将决定新加坡在未来国际架构中的角色深度。
2023年3月，中新两国共同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这为后续合作提供框架，为新加坡在更广阔的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筹码。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新任总理黄循财向习近平重申中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期待更上一层楼。这种延续性象征新加坡外交精密布局的系统化和长期化。
然而，发展更加高水平、高质量的中新关系，也是存在风险的。一旦中美双方冲突不可调和甚至发生大的冲突，这才是对新加坡最大的考验。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战略选择或许是投入更大的政治与外交资源，基于来自多方的互信，保持不选边站的战略定力，通过更有创造性的战略，更有共赢性的策略，更具沟通性的方式，将国家从中美之间的“信任兼容体”演进为“信任共同体”，继续发挥小国办大事的独特作用。
作者刘嵩是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
翟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