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异化的平权运动中，美国文化对理性产生教条主义幻觉，荒唐地认为存在绝对的平等。这种对理性教条的追求，其实是拒绝承认人类社会的不完美，认为人有创造完美乌托邦的能力。
最近美国南加州的山林大火，在恶劣天气助燃下造成灾难性破坏，尤其是烧毁不少好莱坞明星的豪宅，很是吸引眼球。在美国社会各方追责的闹剧中，洛杉矶市政府和消防局陷入舆论漩涡中心。在大量的失职指控中，消防局的DEI部门（多样性、公平、包容性，主要指推动女性和性别多元群体加入消防队伍）主管拉尔森（Christine Larson）的不负责任言论，尤其令人错愕。当被质疑女性消防员是否能背起火灾中的男性伤者时，她的回答是：“如果（火灾受害者）需要我背的话，那他应该是自己走错地方了。”
增加女性消防员占比，是前任洛杉矶市长加塞蒂（Eric Garcetti）的政治噱头，他承诺要将女性消防员增加到5%。这个目标当然没有实现，只是，增加女性消防员对于火灾灾情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不去争取增加加州男性护士的占比呢？如果说DEI运动和已经持续多年的LGBT运动（性别认同、跨性别问题）一样，开始时只是正常平权运动的一部分，现在二者已经被异化成政治工具。
为什么DEI和LGBT运动中这些非理性、反常识的意识形态，会在美国发展成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个诞生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曾经被社会学大师韦伯赞叹的新大陆，是怎么沦落成今天这个反理性、被平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极端”自由主义家园的？
英国当代文化评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经在《自由源于必然》（Freedom By Necessity）一文中嘲讽，今天的美国文化是一种“积极文化”：对于任何事情都必须保持成功的激情、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每个人都能实现美国梦。这种非理性的乐观自由主义，深深烙印在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卡林（George Carlin，美国脱口秀艺术家）在舞台表演和访谈中称之为社会幻觉（social fiction）。一方面，美国社会是个实验场，所有新思潮、新设计、新技术，都可以在美国进行试验；另一方面，由于以往的某些成功范式，尤其是商业和大众文化上的成功，美国甚至整个地球村都形成一个刻板印象，即在美国实践这些新事物是理所应当的，却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可能隐藏的排他性政治企图。
意识形态来自政治权力和社会幻觉的结合，而社会幻觉来自传统和习惯。社会传统也不是都理性的，相反，更多是非理性的习惯或惯例。借助电视、互联网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好莱坞文化，塑造当代美国社会的思维习惯，也高度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大众文化。好莱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积极”文化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矛盾过度简化的描写，深刻影响今天的世界。看看位于中国上海、人头攒动的迪士尼乐园，就能略知一二。在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宗教与人、艺术与科学、经验与理性这类深刻话题，则被掩埋在如今肤浅的大众“积极”文化之下。
伊格尔顿从宗教角度指出，美国积极文化的一个隐含企图，就是妄想寻求上帝之外的一个独立自我。在政治上，体现在里根主义（Reaganism）对自由市场的无限追求。在被异化的平权运动中，美国文化对理性产生教条主义幻觉，荒唐地认为存在绝对的平等，比如将“性别平等”演绎成今天的变性人可以任性去使用任何性别的公共卫生间。这种对理性教条的追求，其实是拒绝承认人类社会的不完美，认为人有创造完美乌托邦的能力。
忽视人的局限自欺欺人
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在寓言《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讲述被众神诅咒的西西弗斯须要从山底推一块巨石到山顶，但是到达山顶后，巨石自动滚回山底，周而复始。这是对人类无法回避的、有缺憾的、“无意义”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生动描绘。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人们认为通过自己发明工具，可以达到任何目标。西西弗斯寓言正是提醒我们，人的意志是有局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米塞斯《经济学原理》，分别从哲学、经济学角度，对这个命题进行不厌其烦的世俗化阐述。
美国社会通过在各个领域鼓励Push the Envelope（挑战极限），获得科技、商业和大众文化上的成功，但却有意无意忽视人的局限，甚至自欺欺人，掉入权力和金钱的温柔乡。尼采1882年提出命题“上帝已死”，今天依然成立。美国社会的权力集团，为了获得选票，维护小团体的权势，鼓动和欺骗大众，促成“超我”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生长。掌权者则以“超我”们的同志自居，攫取自己所需的选票。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煽动支持者袭击国会山；2024年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哈里斯对LGBT群体的支持（她最终赢得86%LGBT选票），都是如此。
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思维习惯，往往是以暴力为后盾。凡是反对甚至质疑意识形态的人，都会失去在社会中发声的权利，在意识形态发起者的暗中策划下，甚至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处安身。2023年美东常春藤名校的几位校长，被冠以莫须有的“反犹”意识形态而被迫辞职，也是一个例子。尽管这几位校长更像是在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希望能鼓励理性的讨论，保护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美国DEI运动、LGBT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异化成意识形态下的各种不负责任、荒唐的行为艺术。与中国1960年代文革时期的“又红又专”“造反有理”，没有本质区别。倡导者以意识形态掩盖对绝对权力或者经济利益的贪婪，旁观者被花里胡哨的噱头所迷惑，少数看穿荒诞性的人，则成为第一批受害者。旁观者最终也会被迫卷入漩涡，成为下一批受害者。
人是“历史性动物”（伊格尔顿），而非自然性动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生动而精确地描述一个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如何在思想激烈碰撞的危机时刻，像幽灵一样跳出来，给人的心灵以强大支持（或说支配）。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来自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沉渣。我们始终处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
耶鲁大学编辑对伊格尔顿的评价发人深省：作为当代文化评论家、思想家，伊格尔顿总是不断结合新的经验，重新检验自己过去的观点。这种自我反思、对旧的观点进行新的批判，是我们这个被肤浅的大众文化侵蚀的后全球化时代所稀缺的。不断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牢笼，才是获取自由的途径。就像好莱坞影帝麦康纳在自传《绿灯》（Greenlights）中所说：为了向前走，有时候你须要先倒退，不是说去怀旧或者胡思乱想，而是去思考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经历过哪些、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