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评论编辑室

与此前两次(2017年、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比,今次来北京与会的国家领导人有所减少,其中欧盟成员国就由上届的七个减少至今年的一个,只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赴会,此前两次皆曾参与的瑞士、捷克、希腊及意大利领导人,今年未见出席。

然而,在俄乌冲突未息、中东风云再起、中美角力正酣、环球经济受压之际,欧尔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印尼总理佐科维多多、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二十多国领导人依然来华与会,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受到国际重视。当中尤其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受人瞩目,欧尔班在与他的会面中直接澄清了匈牙利从没想过要抵制俄罗斯,普京另外亦与习近平闭会详谈了三小时。

重视发展中国家 促进增长扩投资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宣布了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八项行动,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将如何招商引资,推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肯定是各国领袖及代表的关注所在。

事实上,首届高峰论坛的领导人联合公报已矢言促进经济增长、扩大贸易和投资,并特别提到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要突破发展瓶颈。今次习近平在致词时提到“‘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重点依然离不开各国在发展上的合作。

国际合作的难度当然不容低估,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至欧盟)、美国和中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至伊朗)。当中有历史文化的差异,也有地缘政治的矛盾。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下,加上美国和苏联(或俄罗斯)的利益瓜葛,中东过去几十年未曾和平。五场以阿战争,苏联和美国先后入侵阿富汗,两场波斯湾战争……还未计规模较小的军事冲突。

以巴局势紧张 美国斡旋未果

这次适逢赎罪日战争五十年之际,哈马斯在犹太人住棚节结束、安息日的一天发动袭击,并且掳去多名人质,不但震撼了中东世界以至国际社会,更被形容为“以色列的九一一”。美国先是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试图控制局势,避免引发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甚或伊朗牵涉在内的地区冲突,惟内塔尼亚胡政府反而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加沙北部民众即日撤离。拜登其后只好亲赴特拉维夫,原意打算旋风式走访约旦,与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四方会谈。

此际加沙医院遇袭,造成数百人丧命,拜登的约旦之行亦被取消。看似偶然的不幸,对于责任谁属亦各执一词,但考虑到以色列和哈马斯目前正处于军事敌对状态,类似的事件发生不应叫人意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难与美以领袖安然会谈——无关人身安全,而是政治心理上。

不管拜登是否不忍看见人命伤亡,冲突升级、局势失控对于华盛顿始终百害无利,遑论俄乌战争已经麻烦。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劝说,拜登亦都连日升级,由最初提醒对方不要佔领加沙,到后来明言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美国在“九一一”后便曾经犯错。

摒弃东方主义 尊重中东发展

小布什在“九一一”后挥军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不但生灵涂炭,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更加引发伊斯兰激端势力的仇恨,埋下极端恐怖组织ISIS的伏线。但与其说是义愤填膺,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应该说是出于一己私利,未曾想过当地人民的生活福祉以至经济发展。萨伊德之所以在四十多年前提出“东方主义”学说,正是由于他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美国生活及教学的经验令他深刻体会到欧美社会的主观视角偏差。

萨伊德当年曾经写道,“中东现在被认为就是大国政治博弈、石油经济,以及粗疏地对自由民主的以色列、邪恶、极权和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二元对立。”幸而到了近年,作为逊尼派大哥的沙特阿拉伯锐意发展创新科技、金融投资,阿联酋在旅游业及房地产上亦积极有为。归根结柢,国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并非无可消弭,合作发展必然比起零和对抗更有裨益。以色列继于2020年与阿联酋建交后,现在跟沙特阿拉伯亦已非常接近成事;沙特和伊朗今年3月在北京亦同意恢复外交关係,并已互相重开大使馆及派驻外交大使。

以色列自2007年起封锁加沙,令当地二百万巴勒斯坦人俨如活在大型监狱之中,这不但是对人权严重的侵犯,亦只会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日益加深。哈马斯的袭击固然不可接受,但他们得到巴勒斯坦人的容忍甚至容许并非无因。美国不论是对以色列每年数以十亿计的军事拨款,抑或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同样无助于化解困局,反而只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唯有当我们倡导中东国家合作发展,公平地共享繁荣进步,以巴才能走出新仇旧恨,看到两者不但可以和平共存,甚至能够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