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浩:如何正确地利用危机?

人类社会的危机一般是指对社会运作方式、社会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的事件;在国际社会中,危机就是指那些会对国际结构与秩序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给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变化。在那场危机中,反法西斯联盟在人类社会的至暗时刻摒弃诸多分歧,最终形成国际统一战线,从法西斯手中拯救了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推动组建联合国时曾说过一句关于危机的名言:“别浪费一场好的危机。”(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在一场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实力结构和秩序都发生了变化,如何在一个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下,构建能够使全世界至少是大多数国家和它们的人民都满意,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的国际秩序,是须要无比谨慎而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丘吉尔以及他在世界各国的同僚没有浪费二战这场危机,从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起,联合国已经运行了78年。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也经历多次危机,如古巴导弹危机、石油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这些危机所导致的国际结构与秩序的变化,在强度与速度上,都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所限制。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中,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处理是较为成功的,虽然局部地区战争时有发生,但没有发生像二战那样的总体战。

现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一场新危机似乎正在形成。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加速了国际实力结构演变的速度,烈度也是在二战后罕有的。俄罗斯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直接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所支持的乌克兰进行一场现代战争。直到今年11月,这场战争仍在持续。俄乌战争更多是国际权力结构演变的结果,也即是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一种反映。俄罗斯为了巩固自身在后苏联空间的权威地位等因素,最终促成这场战争的爆发与持续。

今年10月爆发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之间的战争,引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再次关注,以及各国在联合国内部对相关议题的互相否决,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现有以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反思。

面对这场新危机,各方似乎都不打算浪费它。俄罗斯想巩固自己的战果,试图将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合法地纳入自己版图,并对后苏联空间的中亚国家反向划线,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同时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内找回因为发动对乌战争而失去的“国际道义”。

美国希望继续向俄施压,并通过一场战争以更大力度将欧洲与自己捆绑。在以色列问题上,美国则试图以“同时支持”两场战争的方式,再次向世人证明自己超级大国的身份,特别是在外界认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之下。

伊朗似乎也不愿意浪费这场危机,尽管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无法与美俄相比,但在以哈战争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作用,试图将美国重新拉回中东泥沼,并加速自身核计划的速度,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作为危机的直接方,巴勒斯坦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两国方案”再次被放在国际议程的重要位置。

但是丘吉尔认为不应浪费的不是简单的危机,而是“好的危机(good crisis)”,站在他所面临的局势来看,二战的危机走向,应该是一个能够再次凝聚国际共识的“好危机”。人类社会在经历战争之痛后,总希望获得和平,这为联合国的成立与运行提供了强大基础。

问题是,面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以巴危机,各方是在朝着凝聚共识的方向利用这场危机吗?是在限制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冲突烈度,还是在使其升级呢?是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正在撕裂它呢?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那各方对危机的利用,只会换来更多、更大的危机。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