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社论

此前,中国郑州23岁小学教师吕某轻生,其遗书称:“我从未想过当小学教师是如此困难的一份工作”,除教学工作外,还要应对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悲剧让人唏嘘不已,也再一次引爆了“为教师减负”的话题。

之后,社交平台上传播的“通知”显示,一些地方为了给老师减压,安排了心理疏导讲座,并要求老师打卡、记台账、写心得。虽然,这些“通知”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但是这种“减负减负,越减越负”“以形式主义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却引发了社会普遍共鸣,或者说这些被疯传的“通知”更像是一个寓言。

《法治日报》采访了北京、陕西、河南、安徽等地10位中小学教师,他们普遍反映在日常教学任务之外确实存在大量课外负累。“原本当老师只想教书育人,当了之后才发现,教书竟然成了占比最小的那个环节”。

被老师集中吐槽的负担,既包括与教学相关的内容,比如,越来越卷的公开课、赛教、教案评选等,但更多的是与教学无关的,比如,不定时突击的检查、评比;上级领导视察、外单位参观;本地的大型活动、重要会议,要求老师上阵;学校社交公号的运营;消防教育、防近视教育、科普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甚至社区、保险公司、银行等业务,最终都会落实到一线的老师身上。

所谓“上头千条线,老师一根针”,社会上林林总总的部门、单位要开展的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业务”,甚至有的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关爱未成年人,结果都需要老师在终端落实,成为老师的不能承受之重。就拿家长经常性吐槽的手抄报负担来说,很多并不是学校、老师的主动要求,而是为了落实上级相关条线开展的专项活动。

前述的这些非教学任务,单独拆开看似乎都“师出有名”,但是叠加在一起,却成了老师疲于奔命的发通知、做统计、写总结、忙打卡、写台账、做留痕、拍照片……老师、学校的很多非教学任务,是由上级各条线、各部门将任务下派、下压的结果。学校作为相对没有话语权,但是人数众多、“易出成绩”的单位,很多时候被迫“担下了所有”。

老师的负担根源于形式主义,不能用形式主义的手段去解决,否则就是抱薪救火。

2019年,大陆政府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将中小学教师减负改革纳入整治形式主义专项工作,对影响教师教育教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集中清理,减少教师非教学任务。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这些文件都已经层层转发、传达,但是执行效果如何呢?有没有把负担减下去?

为老师减负,根子在遏制形式主义,“教学先放一放,先落实某某任务”的荒谬不能再上演。这需要教育部门真正为老师撑腰,让老师对不合理的非教学任务说不;相关职能部门要真正做到“尊师重教”,不把关爱变成负担,少一些打扰就是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