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领导人坚持将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视为善与恶之间的生存之战，将使事情变得更糟。邪恶是属于形而上学，而非政治学的概念。正如本—古里安自己所说，以巴冲突从根本上讲是土地和主权问题。这类争端须以政治手段解决。但是，只要以色列领导人在巴勒斯坦人的每次敌对行动后，都只看到奥斯威辛之门，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方案。
2002年，在访问拉姆安拉（Ramallah）期间，诺贝尔奖得主葡萄牙作家何塞·萨拉马戈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比作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灭绝。这一非同寻常的言论引发国际社会的骚动，但萨拉马戈坚持认为，身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进行情感化的类比，使人们在震惊之余能够深刻理解”。
萨拉马戈绝非第一个（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援引纳粹德国彻底消灭犹太人的图谋，来谴责犹太国家所作所为的人。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最后一卷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借助犹太复国主义，“西方犹太人以最不幸的形式认同了非犹太的西方文明。他们已经全盘接纳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殖民行为”。在汤因比看来，“没收90万现已成为难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房屋、土地和财产”，在“道德层面等同于过去四五个世纪西欧非犹太裔征服者和海外殖民者所犯下的最严重和最不公平的罪行”。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荒谬的：将非犹太裔西方罪行等同于“非犹太裔西方文明”；暗示移居以色列的多数欧洲犹太人是民族主义者、征服者和殖民者，而非因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致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试图在道德上将夺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无论这种行为多么应受谴责），与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民众的极端暴力行为等同起来。人们只能希望汤因比没有把纳粹德国的罪行包括在内。
尽管历史上充斥着大规模屠杀，但纳粹基于荒诞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图谋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仍然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纯粹的无知，将纳粹暴行与其他形式的暴力相比，如美国众议员戴维森（Warren Davidson）将接种冠病疫苗的规定比作大屠杀，不仅错误，而且具破坏性。这样的比较总是淡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扭曲我们对时事的理解。
然而，这些大屠杀类比，再次被用来描述加沙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在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联合记者会上，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称哈马斯为“新纳粹”。他指出：“我们目睹的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杀人犯所犯下的野蛮行径，是大屠杀以来对犹太人犯下的最严重罪行”。
内坦亚胡的言论，无疑反映了许多以色列人的看法。我听到一名批评内坦亚胡的以色列人说，当前的局势就像1940年，针对哈马斯的战争，就是一场必须通过“彻底消灭”敌人来赢得胜利的“反邪恶之战”。但哈马斯在10月7日对1400多名以色列人的恐怖屠杀，在规模上更像是一场残酷的大屠杀，而不是近乎对欧洲犹太人的彻底灭绝。
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的恶毒袭击深感震惊十分自然。以色列成立的主要动机是为犹太人创造安全的避难所，同时保障曾面临数百年迫害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安全。保护犹太人免遭屠杀，一直是内坦亚胡呼吁的核心。几代以色列领导人都提及，以色列是防止第二次大屠杀的堡垒。
现代以色列的创始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早在1919年就已预见这一悲剧：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因犹太人渴望在自己国家感到安全而遭受苦难。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两年后，本—古里安指出：“并不存在任何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巴勒斯坦归属于我们民族，而阿拉伯人则希望归属于他们。我不知道哪个阿拉伯人会同意巴勒斯坦归属于犹太人”。
自那以后，双方都有大量的暴力、误判和恶意行为。正如此前的本—古里安一样，内坦亚胡认为以巴冲突无法解决，只能控制。内坦亚胡认为，通过在巴勒斯坦人中制造政治分歧、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在加沙定期发动军事进攻，他可以保持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并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尽管这一策略已彻底失败，但将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既站不住脚，也几乎总是反犹的。
与此同时，以色列领导人坚持将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视为善与恶之间的生存之战，将使事情变得更糟。邪恶是属于形而上学，而非政治学的概念。正如本—古里安自己所说，以巴冲突从根本上讲是土地和主权问题。这类争端须以政治手段解决。
但是，只要以色列领导人在巴勒斯坦人的每次敌对行动后，都只看到奥斯威辛之门，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方案。只有完全的统治才能解决问题。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也是如此。只要以色列人被视为邪恶的“定居殖民主义者”，并被比作纳粹，像10月7日那样可怕的恐怖袭击，就会被赞为英勇且必要的抵抗行为。就目前情况来看，鉴于恐怖主义暴力和残酷报复的痛苦循环，政治解决还遥遥无期。但如果将之视为一场反邪恶之战，政治解决将成为不可能。
作者Ian Buruma是作家
英文原题：The Futi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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