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以“天下观”看一个封闭的世界，彼时该世界不包括西方、海外等经验外的地域，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自成一世界。在这样的天下观之下，即使南北朝持续300年，人们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违和感。但在主权国家概念当道的今天，国家间边界的划定，意味着彻底的离散。这也是今天“独立”这个词变得如此刺眼的缘由。
文学大师王鼎钧在回忆录中忆述小说家姜贵于1969年在台湾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大意为：有生之年将看到中华民国只有“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外省人的，其他都是本省人的。王鼎钧在其著作的世纪之交回顾此一席话，慨叹虽姜贵未在“有生之年”得见，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本土化却是符合预期的。
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海峡东岸经历近30余年的政治本土化，主流民意对于中国大陆的眷恋愈来愈淡；海峡西岸则随着军事实力增强和国际硬实力对比消长，愈加强化以武力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两岸再统一的信心。
学界为在复杂的两岸情势中清理出一条易于理解的脉络，进行了多元化的努力，各种研究成果和假说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种视域建立在传统中国历史的赓续基础之上，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视为又一个“南渡王朝”，与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的其他南渡王朝，有着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应的相似性。鉴于中国在剧变发生的1949年仍处于传统社会遗绪未灭、台上台下朝野诸公多自旧时光中走来、兼具新旧两样性格的转折时代，这样的视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若以“南渡王朝”的视角来看今日台湾“问题”，联系传统历史与现代现实，则“和平解决”的希望显得十分渺茫。
中华民国“南渡”的辨析
首先要以一定篇幅进行辨析的，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播迁台湾这一历史事件，与中国历史上几次王朝南渡，有没有、（如有则）有多少相似性。
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两次王朝南渡，一是西晋灭亡后衣冠南渡建立东晋，二是北宋灭亡后康王南渡建立南宋。明朝灭亡后在中国南方出现的南明政权，虽然从过程上而言与1949年的鼎革更加相似，但由于南明以及作为赓续的明郑政权并未稳定立足，因而不被当成本文分析的对象。
两晋和两宋的说法，是历史研究人士为阐述方便而进行的人为事后划分，就当时人而言，其皇统、法统、文统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东晋人不会认为世祖武皇帝是前朝人士，南宋人也只称两宋为一“大宋”。中华民国播迁台湾之后仍保持民国纪元，供奉国父，显示其“赓续”。
晋宋南渡都是因为“蛮族”的南下而被迫播迁。略为不同的是，造西晋反的刘石本是内附的胡人，趁着八王之乱、晋室衰微而起兵；移汴京鼎的女真人则是地地道道崛起“境外”，起于造辽国的反，灭辽后再南下入侵。但二者相同之处则包括攻击方向均为自北向南；攻击结果均为攻取旧京；攻击后果均为战败政权放弃了北方或大或小的传统统治中心，而南渡到一个新的地方建都并长期存续（东晋存在103年，如果将承东晋禅让的南四朝都算进去则是169年；南宋则享国152年）。
就中华民国而言，与晋宋最大的分别在于“祸起”乃是内部势力坐大、全国统治糜烂所致，更类似于明亡于李闯，惟大顺并未如大陆政府般燎原即拱手让土于满清。中华民国在大陆溃败的过程也与晋宋相似，均是在北方大败失地、旧京沦陷、不得不跑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再建新都。
就存续时间而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续为70余年（以本文写作的2023年计算）。
南渡王朝还有两个较明显的特征，即“彰统绪”和“尝北望”。南渡王朝倾向于彰显自身对于王朝正统的赓续，并（往往在南渡之初更加频繁地）宣示或实践反攻恢复。晋宋都强调北方的“腥膻”“左衽”，以中华正统自居，并尝试北伐。剧变后的中华民国也具备这两个特征，在迁台之际即注重“抢救”象征中华文脉的文人和文物，针对大陆文革也推出“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并将“反攻大陆”“光复大陆”喊得震天价响。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民国在台湾具有相当浓厚的南渡王朝特色。
南渡王朝的嬗变与归宿
然而，如果回顾历史则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南渡王朝，往往既无法将正统发扬光大，也无法实现反攻恢复。它们在南渡安定下来之后，渐次经历偏安和在地化，最终沦至无法自守，被北方强敌以武力“再统一”。
衣冠南渡后，东晋在江北士族的扶助之下逐渐稳定，守淮守江，形成偏安局面。随着政局稳定，南方士族逐渐被纳入决策体系，施政也逐渐立足于江南的需求。后期桓温北伐、刘裕北伐，虽然打着恢复的旗号，但无不是为了巩固自身作为军事权臣的地位，要么无功而返，要么浅尝辄止，都没有光复中原的大志。最有动机北上恢复的“流民帅”们，也逐渐融入南方政治，沉湎于揽权擅权。南朝继承了东晋衣钵，即便“元嘉草草”，终归没有决心，即使北魏不断内乱，南朝也没有趁机北图，最终坐观北隋一统，大兵压境，在杨广大军横扫之下仓皇纳国。
南宋的北上恢复之志，经历了绍兴朝“中兴四将”的热血雄心，到隆兴朝孝宗皇帝的绍承祖志，一步步明显弱化。到开禧北伐之时，便是贯彻韩侂胄个人野望的冒险主义举动，于事无补。与此同时，朝廷上下深耕南方，士子举于南，致仕后返乡深耕南方文脉，使得南方得到极大开发。直至与蒙元火中取粟，冒险攻取汴京，未几则被蒙元入侵，抗战数十年，抗战时长远长于善战之女真，显示南宋在地化决心和程度之高。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均继承了晋朝正统：刘宋受晋恭帝禅，萧齐受宋顺帝禅，萧梁受齐和帝禅，陈朝受梁敬帝禅，他们之间的传承都是以禅让、天命移转的形式延续着“中华正统”。再向前追溯，司马晋受魏元帝禅，曹魏受汉献帝禅，延续的是汉以降的“中华正统”。若再追溯，刘汉受秦三世传国玉玺，嬴秦移周九鼎，这一条“统绪”之线若即若离，皆可以串联下来。
北朝自拓跋魏迁都中原、改西郊祀为南郊祀，甚至再早溯及刘渊以汉外孙自诩，都此显彼隐地标榜或强调着其“中华正统”性。最后隋朝以杨代宇文，往前是宇文代拓跋，追溯上去也只能追到拓跋隆兴自嘎仙洞之蛮。“出身”虽与“正统”有较大距离，但经由潜移默化的自况，北朝俨然已经具备标榜“正统”的能力。及至灭陈统一，秦汉“正统”不知不觉之间从南朝移转到了北朝，从隋入唐，一路延展下去。
南朝并不立志和实践发扬光大此“正统”，任由北朝取之，在历史上尤其令人侧目。安于在地化的偏安、主动放弃“正统”、听任“正统”在不知不觉之间移转至天生“正统性”不足的北方，与今日之海峡的确有着甚为相似的历史回响。
传统改朝换代被替换成现代国际关系概念
1949年12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一路播迁后最终落脚台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里，人们没有将台北如同我们以后见之明看历史这样，当成历史的归宿，更多地将其视为或许是继广州、重庆、成都之后，中华民国这个朝代最终灭亡之前的又一个历史的临时驻地罢了。
韩战的爆发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改朝换代，跳脱了纯中国史的范畴。国际干预使中华民国存活了下来——她并非如东晋南朝、南宋一般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偏安之地，也避免沦为南明那样逃无可逃、最终被北方政权剿灭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很多跟着国民党旗帜逃亡的人）彼时并没有预料到如此复杂的未来，他们匆匆改国号、定国都，想必心中是抱着改朝换代如水之就下的预期，却未尝想到由此埋下了政权分立的线索。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在后来逐渐被替换成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的主权国家概念，令台湾在今天成了一个大国博弈中的“问题”。
在冷战格局以及延续至今的大国博弈地图上，中华民国得以稍定惊魂。到台湾之初，中华民国仍然处处紧抱“正统”：制宪国大因具有的全中国普遍代表性而被“保鲜”成了“万年国会”；为全中国设置的一府五院、地方省县等政治架构，被叠床架屋地平移到台澎金马弹丸之地；北平故宫的国之重器，要万里迢迢播迁亚热带岛屿以保存“统绪”之脉，甚至据传随机流亡的某人，也会因为名中带“玉玺”而被提拔要枢……李敖讥讽中华民国在台湾乃是“一国仅两省，一省仅两县”，讽的便是这南渡王朝的正统观。
随着局势稳定下来，南渡王朝必然走向在地化。中华民国无法自外，在“王朝不能灭亡”的大前提下，不得不走上了在地化的道路。
在政治层面，随着战后第一代外省人因时光的推移逐渐凋零，本土政治人士愈来愈多进入政坛、主导局面；“万年国会”终究不能持续一万年，不到半个世纪就凋零纷落，既然治权无法及于全中国，不得不以“自由地区”土生人士补选上来以维持运作；“沦陷地区”人民的生老病死终究鞭长莫及，更多的政治议程自然而然地聚焦台湾本地。
在经济层面，王朝灭亡的预期暂时打消，政府及人民开始着眼于如何活在当下，更多旨在令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十大建设”助经济腾飞。在文化层面，虽然教育长期仍然坚持以大中华正统观为基础，但长江、黄河已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遥远所在，浊水溪、淡水河才是孩提玩水、主妇汲水的实际所在，文化不得不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在地。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在地化与政治体制民主化相重叠，虽然这两个事物并非必然是重叠的。民主化的基础和诱因是在地化，大量的在地人士从政，大量的在地议题须要得到政治关注，在地人士要求政治人物不能再活在虚无缥缈、中原北望的梦境中。“北伐统一”这个梦太大，人们能摸到、拿到的只有面前的“小确幸”，民主的政治体制强化着对小而确定的幸福的追求，民主化反过来强化、深化着在地化。
终于，到了新世纪，我们只能从台湾仍然存在的、叠床架屋的政府设置上看出当年“东亚称雄”、大中华民国秋海棠化石一般的遗存，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一切实际运作都已经在地化了，并在不断深化。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时，号称最具有中华正统思想的国民党及其领袖马英九在总统府执政，而行政院新闻局官方出版的《百年风华》一书，内容重心都在台湾，中华民国头38年以大事叙之，篇幅甚至不及其中34年与中华民国政治上无隶属、仍处日据时期的台湾之事，可见在地化已是不争的现实，蓝绿两党均无悖逆之能力。
在李敖的嘲讽之外
前述李敖讥讽中华民国在台湾乃是“一国仅两省，一省仅两县”，虽然点出南渡王朝如上吊一般上不及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处境，但止于过过嘴瘾，并没有提供一个正统观以外可资南渡王朝选择的替代选项。在他的嘲讽之外，解除南渡王朝这一“上吊效应”，无外乎及天、着地两种选项。要么，南渡王朝被北方统一，或南渡王朝反攻光复。东晋南朝、南迁赵宋均无力反攻，慢慢从无力演变为无心，如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亦是如此。结果就只剩下被北方统一这一条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所说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际上是要完成被中断了（至今70多年）的改朝换代进程，在这样的目的前，无论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还是“武统”，都是手段。对于中华民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目的的达成，意味着中华民国这一王朝的灭亡，除非后者心甘情愿接受王朝灭亡，否则就一定会抵制“和统”、抵抗“武统”。
要么，南渡王朝完成终极的在地化，即实现完全独立，而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经验，它与近现代国际关系框架中的主权国家概念息息相关。中国历史是以“天下观”看一个封闭的世界，彼时该世界不包括西方、海外等经验外的地域，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自成一世界。那么，在这样的天下观之下，即使南北朝持续300年，人们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违和感。但在主权国家概念当道的今天，国家间边界的划定，意味着彻底的离散。这也是今天“独立”这个词变得如此刺眼的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过去70年中，容忍同样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南渡王朝存在，实力对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持有天下观，两者仍同处一个“天下”中。设若中华民国、抑或台湾完全抛弃天下观，完全拥抱近现代主权国家概念（即实现所谓“法理台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必不容忍。
于是，李敖所讥讽的“一国仅两省，一省仅两县”，竟然成了海峡两造长期以来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或平衡点。
但是，这样的平衡正在被打破。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示“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这延续了历史上所有北方王朝对待南渡王朝的态度：既然第一击未能完成改朝换代（于南朝是永嘉之变未能彻底消灭晋室，于南宋是靖康之变未能彻底消灭宋室），那么就要第二击、第三击，南北朝哪怕持续了300年，也必然会有隋的统一，关键在于实力的计算。
另一方面，台湾正在逐步脱离天下观框架，拥抱近现代主权国家概念，对广及大陆的中华民国的认同逐年递减，这使得赖以稳定两岸的天下观框架有解体之势，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下观框架内完成被中断的改朝换代进程的时限预期变得更加紧迫。
台湾问题的解法十分凶险
至此，台湾问题的解法便显得十分凶险了。
“南渡王朝·中华民国”没有亡国的预期和打算，无论以什么框架为诱饵，主动纳土归降必非其选。于是，北方王朝不得不重复历史上北方政权做过很多次的事：向南进攻。一旦这个方向确定了，何时进攻则只是时间问题。北方王朝在计算成本、扩军备战中等待时移势易，如同北朝等待着完成北方统一、厉兵秣马实现实力增长时南下灭陈一样。台湾问题以隋灭陈、元灭宋的方式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要比统一在一国两制下大得多。
大陆攻台也有可能失败，这有可能是因为北京在计算时出了错误，或因为战术上的偶然，或因为无法预见的变量乱入。这并不会影响北方王朝完成改朝换代进程的决心和觉悟。
若以台湾独立完成近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下的终极在地化解决方案，则须要大陆和台湾共同且彻底跳脱天下观的框架，以纯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检视台湾问题。这个新体系同样复杂、充满变量，而且要比前述完成改朝换代更加遥不可及。
南渡王朝纳土不愿、独立不得的最大公约数，维持了“天下”迄今70多年的和平。然而，如今“天下”的和平愈来愈裂解为镜花水月。以传统历史视域来考察，或许隆隆的鼙鼓声不久——亦近乎必然——即将动地。
作者是北京文化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