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彼得:基辛格走了,但现实主义外交还在

现实主义者讲求实力原则,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理性、严酷,不会坚持任何道义和良知,同时善用柔术,在必要时妥协、交换,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通过缓和(detente)寻求某种稳定的均势格局,至于小国和弱小民族,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更宏大斗争或交易的棋子而已。

先说一个小故事。

1998年前后吧,具体年月早忘了。一天突然接到任务,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有个宣布,地点在香格里拉大酒店。

那年头还没有谷歌和网媒,也没有透明度概念,GIC尤其讳莫如深,投资了什么,很少向国人汇报。我虽是记者,除了知道最大头头是李光耀,对这个机构的认知完全是一片空白。

满心疑惑到了记者会现场,小厅里一排桌子面对台下几张椅子,背景板空空如也,显然是急就章。工作人员先发了两页纸的新闻稿,读了才知道,是GIC和美国的一家大企业,在中国联手投资一个水力发电项目,猜是美方的主事者,急着要昭告天下吧。

新闻稿刚读完,门口突然热闹起来,一个洋老头在簇拥下走了进来。天啊,我一眼就认出是基辛格!

那一刻,不知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我是充满奇幻和震撼。这是一位在久远的上世纪70年代,和尼克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框,经常见报或出现在电视上的风云人物啊,然后在高光过后,离开了政坛,整20多年已消失在我所能及的视野里,同样因为没有谷歌、网媒,他是死、是活,在干些什么,根本无从知晓。怎料会有这么一天,无预警地从历史图卷中走了出来,还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而我还只是个资浅记者)。

投资发电厂其实没什么新闻性,隔天就几百字,应酬般刊登在内页财经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它的内容,连发电厂在中国什么地方早忘得一干二净,不过采访代表美方资本的基辛格时,那种“恍若隔世”,不真实的时空错乱感,至今记忆犹新。

共产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进入新世纪,资讯信手拈来,才讶异老兵未死,也未曾隐没,整40多年来他一直在指点江山(受访),激扬文字(著书),私下的顾问和掮客业务也搞得不错。直至几个月前,还高调庆祝百岁生日,然后,终于,于上个月与世长辞。

当年为他写发电厂新闻是小儿科,可如今,要为他盖棺论定,难度大得多,我肯定力有不逮。毕竟这是个撬动过地缘政治,改变几亿人命运——包括变好和变坏的学者外交家,而且充满争议性。我能做的,仅仅是天马行空,记录点随想和观察。

对于基辛格的褒贬,有一点特别突出,即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差地别,人情冷暖莫过于此。

可以说,基辛格是共产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要知他1971年、1972年衔命开展破冰行动,主导联中抗苏时,文革风暴是减弱了但无论用什么标准看依然疯狂。基辛格却可以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把他所代表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现实主义外交,体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划时代影响之最,是间接为中国人创造了条件,最终顺势而为走出封闭,进入到4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道。

不过估计基辛格在那个时间点上,再老谋也深算不到“接触与合作”的结果,竟是几亿人最终摆脱赤贫,思想上获得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沧桑巨变。而权宜的“合作方”,在苏联解体后,还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全方位对手,这点更不可能是他和他的白宫老板在“大设计”中就已预见的。

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不难理解他为何被尊崇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有时不无一厢情愿,或者带点功利,例如在他生命就快终结时,还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重新扮演了一回道具人。至于中国普通百姓,相信也多认为他之于本民族,客观上有再造之恩,至少觉得他和自己在看法上有着某种契合,甚至是共情,对于这个美国人的离世,怅然若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但这是中国视角。在美国,哀者明显寥寥。主流媒体上的回顾文章多倾向负面,舆论场则如同微风轻拂水面,只泛起些许涟漪。

早年的反战人士自不必说,对于基辛格的许多作为很是不屑,例如怪罪他和尼克逊错估形势,原本在1969年就该退出越南这个千里之外的杀戮场,却拖到1975年,搞出个狼狈不堪的“西贡时刻”,还多牺牲了整两万个子弟兵性命。又如1969年没宣战就开始的柬埔寨大轰炸,炸死至少10万人之外,更大恶果是间接促成红高棉上台,以及后续200万人被屠杀的悲剧。

其他外交败笔,还包括1971年据说为了讨好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对今天的孟加拉独立运动进行针对。巴基斯坦最后是落败的一方,但在孟加拉土地上,最保守估计有30万人被杀,1000万人沦为难民。

又比如越战一结束,马上怂恿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最昭然若揭的,是就在开战前夕,美国总统福特、印尼总统苏哈多和基辛格三人还见面开了会。在解密档案中,基辛格完全支持这个行动,唯一担忧是“入侵时使用美国武器,会引发公众审视”。和孟加拉一样,东帝汶最后还是独立了,但那是20多年后,代价是超过10万东帝汶人被打死或被有预谋地饿死!要知道,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还不到90万,所以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受害者。

那可是一只沾满血腥的手啊!

今日美国左派,对于基辛格外交之弃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于不顾,同样没有好风评,包括认为他做人没有底线,是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利己者。 

民主党人敌视他不奇怪,在他所属的共和党里,不给情面,也无视历史情境,怪他“养大中国这只怪兽”的大有人在。再有就是批评他唯利是图,甘作中国利益的最大说客和“买办“。称许、缅怀基辛格,在时下反中的主旋律下,无疑极度政治不正确。

是非对错难评定,因为经常要看你站在什么位置。

越战是美国人的伤痛加耻辱,但站在非共东南亚国家立场,美国人多挺了几年,没让骨牌迅速倒下,算是为大家赢得宝贵的时间差。等到中国大陆也“换了人间”,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搞阶级斗争和输出革命根本是在瞎折腾,决定加入到红红火火的拼经济行列后,亚洲世纪开始被真正谱写,波澜壮阔的进程开始加速,先有小龙后有小虎、大雁与小雁齐飞好不热闹。就这点,基辛格也算是“有功人士”了。

然而同样在亚洲,如果你是柬埔寨、孟加拉或者东帝汶人,又有点历史情怀,大概率不会原谅基辛格。在拉丁美洲,他也有过推翻社会主义民选领导人,扶持军人独裁者的诸多不光彩记录,因此那里整一两代人,都认为他狡诈逃过了国际审判,今天说起依然咬牙切齿。有国外自媒体甚至将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博、乌干达的阿敏等相提并论,这应该是最极端观点了。我本以为在本地,年轻人对他是无感的,没想到在我的IG快拍上,很快就有人放了一张旧照,然后不爽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竟和“凶手”握手言欢,说那可是一只沾满血腥的手啊!

看来持功过五五、四六开,或者认为他大好和大坏的人都有。如此复杂和两极化的人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基辛格仕途处于巅峰时,现实主义外交在美国体制内几乎被奉为圭臬。这一流派主要源自19世纪欧洲,帮助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的realpolitik治术和外交手腕,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吸收、研究、修正,渐渐在决策圈内异军突起,并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推行。比他稍早或稍后的标志性人物,还有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等。凯南曾在二战后,从莫斯科发出“长电报”,后又在《外交》杂志发表“X先生”名篇,主张全面遏止苏联,自此掀开冷战序幕而“名留青史”。

现实主义者讲求实力原则,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理性、严酷,不会坚持任何道义和良知,同时善用柔术,在必要时妥协、交换,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通过缓和(detente)寻求某种稳定的均势格局,至于小国和弱小民族,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更宏大斗争或交易的棋子而已。

与现实主义者形成对照组的是理想主义者。这一阵营的理念,从早期的国际主义到后来的人权外交不一而足,他们以推广民主、自由、平等为使命,反对强权即真理,坚持消灭独裁,为了推进价值观,可以威迫利诱,甚至干预他国内政。理想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好些思想家,之后一路继承、发展,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英美,无论在政治光谱的左中右,都有拥护和践行者,像一战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学界泰斗约瑟夫·汤因比,都是这一“天下大同”派的翘楚,在他们的前后和同时代,耀眼的名字还有长长一大串。

外交可以有道德包装 却不宜有道德洁癖或狂热

这仅仅是笼统的两大阵营划分法,细究的话,旁支和异变还很繁杂。总的来看,近些年理想主义外交似乎占据上风。一来得益于时代的思潮,二来处于道德高地,先天就具有较强的感召力(有谁不爱更好的名声呢?)。再有就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自由世界完胜后,世人更普遍认为缺乏击败共产世界决心,一心求取缓和的基辛格们,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都可以休矣。

然而,对于这点我的看法是有保留的。首先基辛格哪怕有失算,甚至把好些事搞砸了,他还是在苏联集团最强大时起到了抵挡作用,并且没有让核战争的毁灭发生。然后以今天眼光看,历史其实也没有终结,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就已预示新冷战的开始,跟着中美展开博弈、全球化逆转、军备竞赛加码重启,再到当下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让人怀疑自由主义外交家们是不是兴奋得太早,对大同愿景的到来太乐观了。

近日践踏理想主义外交最活生生的例子,是乌克兰被侵略,在最脆弱也最需要资助时,被美国拒绝了;但以色列攻打加沙,大量杀害平民,美国炸弹和银弹却有求必应,紧急送达,这是哪一门的道义?

可见外交的最内核还是利益,在实操时,主要还是冷酷的现实主义那一套,而这是业务上不能说的秘密。当然,倘若方便,能披上一件好看的道德外衣,做足政治正确的表面功夫最好,这样经常还能满足国内选民的期望,赢得选票。不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吗?只是搞外交,可以有道德包装,却不宜有道德洁癖或狂热。

此刻,基辛格老兵已死,但现实主义外交远没有退场。年轻人倘若怀抱理想主义,那很好,应征记者教师做学问都没问题。但如果想当外交官,在大多数国家,估计第一关面试就被刷掉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险恶的外交丛林,终究没有天真小白兔的容身之地。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