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柔佛州警局的恐怖袭击，又让新马两地民众紧张起来。虽然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不少细节有待澄清，但近些年来，青少年自我激进化以及与之相应产生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已造成全球性的负面冲击。
虽然宗教极端主义与人类文明相伴始终，但在以往信息与人员跨境流动较少的情况下，青少年的自我激进化现象并不普遍。随着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极端主义无孔不入，也渗透到青少年的生活中，使思想未定型的孩子，很容易成为偏激思想的牺牲品，危害整个社会。
媒体的变革也扮演推动角色。过去，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孩子必须经过多年学习，方能进入成人的知识世界。但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的诞生，获取知识的门槛不断拉低，性、暴力等儿童不宜内容变得唾手可得，极端思想与宗教也将触角伸到这块易受影响的沃土之中。
一旦社会中的族群差异、阶层贫困等问题伴随产生，再加上若干家庭对青少年疏于管教；当精力旺盛、思想活跃的青少年接触到网络激进思想之时，就很容易将对家庭与个人的不满，转换为对社会特定人群、宗教与阶层的愤怒宣泄。
比起有组织的恐怖活动，自我激进化者如果从事恐怖活动，往往缺乏组织与资金支持，因此无法造成大规模的复杂破坏；但同时，由于个体的随机性，又使防范与监控这种去中心化的恐怖主义极为因难。很多青少年因无法融入主流文化，个人身份认同扭曲，加上殉道思想的煽动，就容易在错误价值观的驱使中做出过激行为。
本地青少年自我激进化也是大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同样需要综合性的应对策略。首先，个人自我激进化的背后，往往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与家庭等方面的危机。比如，家中缺乏关爱、学业与爱情受挫、遇到校园暴力、家庭重大变故，再加上来自外源的恐怖主义催化，就容易使遭遇精神危机的青少年，希望通过极端手段，来重建精神上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
全球化时代加上不少恐怖主义所刻意构建的“受害者叙事”，会在全球产生虚拟身份认同的挫败感，为恐怖主义合理化。比如以哈冲突之后，由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加剧，加上回教社会的向心力，就容易产生集体的道德义愤，因强烈的负面情绪导致自我激进化产生。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特定区域内的民众，都纳入到统一的国族身份认同中，成为包括新加坡的很多国家的艰巨使命。这样方能使特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宗教与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之间，减少身份切换上的困难与矛盾。
我们也要避免因为有少数自我激进化分子，就对特定族群贴标签的行为。这会造成人们对这些族群的偏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陷入不断重复证明自己错误行为的恶性循环。新加坡是强调包容的社会，各族群间无论出现任何问题，都应加强沟通交流与信任，而非反之。在此，华人作为主流社群，更应对少数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倍加留意。在社会流动与程序公正等诸多方面，对弱势群体做出一定的倾斜，以此来共同构建新加坡集体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
即使是个体的自我激进化，也一定会经历长时间的酝酿与思想蜕变，会在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出来。因此，社会网络的共同监控，以及通过亲情、友情来寻求对身边存在激进思想者的引导，就是社会层面上重要的防微杜渐。
大众传媒在报道恐怖主义事件时，如何在报道事实和不宣扬恐怖主义政治与宗教诉求之间谋求平衡，同样是公共媒体与自媒体应该把握分寸的重要问题。不能因为谋求更大的媒体影响力，就有意无意地替恐怖组织与行为作变相宣传。所以，只有全社会构建对自我激进化的整体防御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恐怖主义对新加坡的潜在威胁。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