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中国高校过度扩招与社会内卷化

政府应该如何规划大学招生规模?我没有很可靠的论据,但估摸,400万至500万之间比较适宜(硕士生、博士生的规模对应调整),而目前的招生规模太大了。

去年,某中国官方自媒体呼吁大学生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引发热议,且批评者居多。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却未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有所不满,实乃常理。但现实是,大学生越来越多,好岗位又非常有限,大学生不得不降低预期,放下身段,被迫内卷。其实,两种观点是应然和实然的冲突,并无简单的对错。所谓内卷,比较规范的表达是劳动收益边际递减。用日常的话讲,从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到两分劳动一分收获,再到三分劳动一分收获……这就是内卷。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内卷严重?原因固然较多,但高校过度扩招是重要原因。1990年,全国大学招生(含专科,下同)61万,1998年108万,1999年160万(1999年被称为高校扩招年,扩招数量52万,扩招比率48%),2005年504万(此年突破500万),2010年657万,2015年700万,2020年968万,2022年1014万。若把学生参加高考的平均年龄视为19岁(则1990年参加高考的平均出生年为1971年,其余类推),则可知以上年份的大学净入学率为:2.4%,6.2%,8.9%,20.9%,29.1%,33.9%,56.9%,63.4%。自2020年超过50%后,比率持续攀升(同时,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和净入学率也都持续扩大)。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容量是1000多万,而人口出生数已降至1000万以下。这意味着,10多年后,即使大学净入学率100%,生源仍然不足。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确越来越不“金贵”了。因此,大学生不得不降低就业预期。

问题是:这个社会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

中国的大学几乎还是计划性质的,即大学必须拟定招生计划,再由相应教育主管部门审批。2000年以前,大学的招生规模的确太小,所以的确应该扩招。政府应该如何规划大学招生规模?我没有很可靠的论据,但估摸,400万至500万之间比较适宜(硕士生、博士生的规模对应调整),而目前的招生规模太大了。

过度扩招造成各种社会效应

学历的冗余是高校过度扩招的社会效应之一。同等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许多岗位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导致学历的冗余。例如,有些大学连行政人员都要博士,但所从事的工作本科生便完全能胜任。这不是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相反,是对人才和知识的践踏,因为人远不能尽其才。

社会不满情绪上升是社会效应之二。这要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大学自费后,家庭培养大学生的成本升高,对收益的预期也会提升,这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的职位质量相对下降,即收益相对降低。大学生及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导致后来的大学生越来越难找到以前大学生所能找到的同质量工作。成本升而收益降,很难不让大学生本人、父母及社会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也自然上升。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大学扩招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对于多数学生、父母及社会大众而言,读书是为了就业,为了挣钱,高校过度扩招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

缺乏期待的生活是高校过度扩招的社会效应之三。内卷使人们对生活的期待降低,并且无论高学历(者)还是低学历均是如此,可谓两头不讨好。此效应虽然是前二效应的衍生,但从长远看,副作用远比前两者更严重。

本来,学历高低带来的收入及生活质量的适度差距,是合理的(就一般而言,不论个别)。合理的差距可以形成良性社会激励。如果高校招生规模合理,对于没受过大学教育者而言,由于教育成本低,所以他们对于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不仅不满较少(仅考虑教育成本这一变量,不牵扯其他社会因素如分配不公等),而且还可对未来充满较大期待。因为他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成本,希望孩子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或较大程度地改善生活。

对于高学历而言,他们享有较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满足感较高,因而对生活也充满期待。假如高校招生规模一直控制在500万以下,当前能考“985”的(编按:中国一流的大学),多数只能考“211”(编按: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当前能考“211”的,多数只能考重本或二本(编按:“重本”指重点本科、“二本”指本科第二批招生);当前能考普通本科的,多数只能考专科;当前能考专科的,多数考不上大学,即学历虽然会降低,但内卷反而不会如目前这么严重,工作岗位和生活的质量反而都可能有所提升。这似乎会增加低学历的内卷,但由于低学历的教育成本很低,所以成本和收益的比例更合理。无论如何,这也比过度扩招导致两头都看不到希望更好。

高低学历都缺乏生活期待

在目前这种过度扩招的情况下,因为低学历者看到,即便孩子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甚至读了硕士、博士,也会陷入严重内卷,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教育成本的投入完全不成正比,所以,他们对教育投资的动力肯定会下降。动力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对未来缺乏期待,更深层原因则是高校过度扩招导致的高学历内卷加剧。对于高学历者而言,高校过度扩招导致他们的收益与以前同等学历的收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高学历的自我满足感严重下降,也降低对生活的期待。

据我的观察,20年来,大学职场的内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加剧。以我所熟悉的一所大学为例,该校人事制度从博士进校有编制,到无编制合同制,再到残酷的“非升即走”,只经历不到10年时间。10多年前,我认为大学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但现在我不认为还是如此。所以,看到高校里的“青椒”充满焦虑,我非常理解。对他们为求生存而急功近利,我也无话可说。

我曾问所指导的两位女硕士,对婚姻和生育有什么规划。两位都说不想要孩子,区别在于,一个连婚都不想结,一个说婚还是可以结的。她们还有个共同看法:“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不想让孩子来受累受罪。”要知道,这两个女生都是“985”硕士(其中一个本科便是“211”),可她们对未来也是如此缺乏期待、理想和激情。虽然她们的想法以后可能改变,但在以前,这种学历的人持有如此想法的很少。如果内卷加剧,不论低学历还是高学历,缺乏生活期待的人会越来越多,生育率也会越来越低,社会必定缺乏活力,必定萎缩。

尽管数据非常显著地显示,大学招生容量已超过人口出生数,很快将有大量大学倒闭或缩招,但一些地方和学校还在建新校区,还在扩招。这再一次证明了“公地悲剧”——反正中国的公立大学都不为市场负责,成本也都是国家的(准确地说,纳税人的)。所以,只要扩招能带来近期好处,就干!大干!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