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梁:从红头巾壁画谈文化艺术尺度

新加坡已经迈近60岁的光景,国家成长了吗?如果我们要提倡文化艺术,在衡量艺术的角度上,难免会遇到哥嫂之争的情况。与其坚持己见,公众是否应该给予艺术创作者更多包容和尊重?

最近的一幅红头巾壁画,引起公众沸沸扬扬的反应。文化艺术的尺度,向来是一个众口纷纭的话题。这幅名为《歇息中的红头巾》的画,出自旅居新加坡15年的美国艺术家肖恩之手,今年4月完成于桥南路279号店屋后巷的墙壁上,却引来许多非议。有人反映红头巾面容年轻,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坐着歇息的形象欠佳,甚至像妓女。

1986年新加坡电视台曾经制作过历史性电视连续剧《红头巾》,饰演红头巾的演员,就有年轻的曾慧芬和洪慧芳。当年两位演员的剧情形象也不是很年长,但连续剧在本地播出之后红极一时。红头巾就不能年轻吗?两者相映之下显然待遇天壤之别,更何况前者是文化艺术!对于肖恩的壁画是否过于苛刻了?

对于文化艺术,我们应该用什么尺度去拿捏?对我来说,艺术是天马行空的,没有一定的界线与轮廓,因为它需要空间,需要给予发挥和创作的权利。就举梁文福的《麻雀衔竹枝》为例子,歌曲发表于1990年,却不幸因为上世纪80年代,政府极力推行讲华语运动而被禁播了23年。那一个年代,国家甚年轻,因为制度建立的需要,必须做出一些改革,改革要获得人民拥护,社会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我们也就得让方言渐行渐远,因而殃及《麻雀衔竹枝》。

1991年,多亏当年的执政领袖,岛国的电影级别从此较为开放,如允许21岁以上的观众进影院观赏R(A)级别的艺术片,当中女性赤裸的镜头不再被删剪,我们开始有机会汲取多一些艺术的思考和认知。那年,国家26岁,逐渐长大了,也开始为艺术放宽尺度。

要有更好的艺术作品,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更多包容,允许更多自由?关于红头巾面容年轻,当年的三水姑娘事实上一般就是从年轻就南来,用劳力在建筑工地,做些搬砖块、搬木料和以洋灰水砌砖的粗活儿。她们大多一直工作到老年,是那个时代与她们人生的一段旅程,写实地留在国家历史的轨迹上。

根据报道,市区重建局认为,红头巾抽烟的形象不符合新加坡的反吸烟政策,正在重新评估壁画去留。个人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抽烟比比皆是,我就是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成长的。那时候,不单是男人,我的祖母和伯母都是烟客。那一代的女人很多都是抽烟一族,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抽烟就是她们的一种消遣和享受。如果去翻查一些早年的历史图片,当时的国家领袖手里曾经也是夹着香烟,很贴近当年人民生活的写照。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呈现,是上世纪国家早期发展中市民生活的面貌。我们不应该刻意避免这一历史现实画面在公众场合出现。

本人赞同本地美食顾问司徒国辉的意见,他认为香烟不够贴切,应该换成红烟。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看着祖母伯母把红烟草从罐子里倒在烟纸上,然后拨均匀,慢慢从烟纸的一角滚卷成一根红烟。红烟,实实在在是更加贴切地反映时代面貌。

艺术没有界限,只要有发挥和创作的空间,选择绘画红头巾基本上就是在写实,记载着一代人的历史,特别是在牛车水一隅,一个象征我们历史文化的地点。早年南来的三水姑娘,多数就居住在牛车水一带,更加有必要去反映历史的真实。笔者认为,“红烟”会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

画中抽烟的行为不符合卫生部鼓励的戒烟立场,的确如此。但是,长大了的孩子,上学时还要父母陪伴、背书包或撑伞吗?一幅写实的艺术壁画,就能牵动抽烟的欲望?更何况,在现今社会,在社交媒体接触到的类似画面频率,远大于一幅定格于市区一隅的壁画。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戒烟是在诸多层面进行的,更重要的是烟客自己的思维、意愿和努力。一个孩子迷上手机和电子游戏,家长可以辅导与帮助,甚至没收手机和电脑,但是随着他迈入法定成年年龄,我们还要把他当小孩一样管理吗?

如果画作换成已经走入历史的红烟,与当下的香烟亦有一段距离,是否更加能够被人接受?国家开始成熟了,民族也应该成长。如今,新加坡已经迈近60岁的光景,国家成长了吗?如果我们要提倡文化艺术,在衡量艺术的角度上,难免会遇到哥嫂之争的情况,与其坚持己见,公众是否应该给予艺术创作者更多包容和尊重?如果一直局限于狭隘的框框,对艺术工作者来说,难免是一股强大的阻力。

作者是医疗零件制造公司运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