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中，美国看到了削弱和彻底改变苏联体制的天赐良机，最终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成功迫使苏联就范。苏联解体是否不可避免，问题本身无关价值判断和情感好恶。如何理解苏联解体，以及如何从中恰当地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以为，邓小平的改革远未达到盖棺论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经验表明，“威权改革”只可能取得阶段性成功，因为任何这样的改革都绕不开民主转型的问题，而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很难与封闭的专制政体长期共存。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被普京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这一“悲剧”的发生是否必然，中外学界分歧甚大。中国学界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影响，多倾向于持“不可避免”论；西方学界则普遍坚信，已发生之事未必非发生不可（Things that happened did not have to happen）。他们认为，苏联解体充满了偶然性，绝非“历史的必然”。
苏联解体：必然，还是偶然？
首先，如果1985年3月出任苏共总书记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同样深得安德罗波夫信任的格里申、罗曼诺夫和吉洪诺夫，后者会忠实执行安德罗波夫的内外政策，苏联就不会那么快垮台。其实，安德罗波夫更中意的接班人选是阿利耶夫，只是他的非俄罗斯民族背景（阿塞拜疆）导致他无法被遴选为最高领袖。
其次，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进行激进改革，他的权力基础会不断得到加强，在保守力量的支持下，富有政治手腕的戈尔巴乔夫将毫无悬念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强势统治者。即使经济持续不振，也不会动摇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根基，至多不过是延续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停滞”，在相当时期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苏联——西方对此前景有务实的评估。
再者，“公开性和民主化”被认为是引爆苏联的最根本原因，但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启动民主化进程后，果断、及时（1990年初）诉诸直接的“总统统治”，结束政治纷乱，在此前提下铁腕推进市场化改革，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
苏联改革的肇始者是安德罗波夫。在他上任之初，经济改革就已在秘密筹划中。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是著名的强硬派，也是阿富汗战争的积极策划者。然而，安德罗波夫不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而是苏共内部的“自由派”，主张在保持强硬内外政策的同时推进经济改革，以加强苏联国力。
须要指出的是，到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苏联官方已扫平来自民间的一切反对力量，政权之稳定可谓固若金汤。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而恰恰是来自于上层开明派精英对苏联体制愈益僵化，导致苏联在与西方科技竞争中明显落伍而产生的焦虑感。
戈尔巴乔夫无意摧毁苏联
戈尔巴乔夫是战后“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他信奉新列宁主义，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最激进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挽救社会主义。他无意摧毁苏联，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在此基础上维持苏联超级大国地位。
戈尔巴乔夫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权力的巩固。他密切关注并试图模仿中国同时期的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彰；以财政赤字为代价实施的“加速”战略（1986年初苏共二十七大上确立），也未能改善苏联经济状况。于是，戈尔巴乔夫1988年10月开始，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全面推动“公开性和民主化”，试图动员民众支持，以克服党国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桎梏。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而非取得初步成功之际实行政治开放，恰恰释放出难以控制的民粹力量和民族分离运动。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不但令经济改革难以展开，更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根基，使苏联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局面失控首先从“公开性”最早发酵的东欧开始。戈尔巴乔夫决意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放弃对东欧国家武力干预，任由自由化浪潮席卷社会主义阵营。
戈尔巴乔夫本意是改良共产主义，在东欧以及苏联探索建立具有某种自由主义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没有料到东欧易帜之彻底，更严重低估了东欧倒向西方的速度和决心，不切实际地幻想东欧“后共产国家”继续保持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同盟。
东欧前“盟友”义无反顾加入西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前共产主义盟友非但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开明感恩戴德，反而要求苏联尽快从撤军，波匈捷等国迫不及待申请加入北约；多个国家甚至很快和美国建立起情报合作，令克格勃多年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至1991年中，华约和经互会相继解散，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义无反顾加入西方阵营。不仅如此，东欧剧变（1988年至1989年）很快反作用于苏联——易帜成功大大激励了苏联国内自由化和民族分裂。波兰团结工会积极渗透苏联国内，对西部多个加盟共和国的工潮推波助澜，进而言传身教促其向苏共提出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编按：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等政治要求；东欧多国还公开声明并采取行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失去东欧——尤其是无条件接受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存北约，是苏联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败，不仅严重打击了苏军士气，更令欧洲战略平衡压倒性向西方倾斜——华约解散后的苏联和北约，在常规力量对比上已呈劣势。戈尔巴乔夫呼吁用所谓“全欧新安全体系”替代华约和北约，被证明完全是幻想——北约没有相应“转型”的任何迹象。戈尔巴乔夫不顾军方反对放弃东欧，除了尊重“社会主义多样性”的考量外，还基于这样的错觉——西方不会利用苏联的困难，谋求更大的战略优势。他急于缓和，为此不惜冒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期望从西方获得苏联急需的先进技术，以挽救濒死的经济改革。
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中，美国看到了削弱和彻底改变苏联体制的天赐良机，最终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成功迫使苏联就范。
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英美已确定他是未来西方可与之打交道的人。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淡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谈全人类利益，并宣布单方面裁军。此番刻意模糊意识形态分歧的演讲，被美国资深政治家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形容为“意识形态斗争史上最惊人的投降声明”。
正是看到苏联内部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巨变，里根政府决定对苏联“四管齐下”：在军备、第三世界、人权和政治改革四个方面向苏联施压——后两者被美国正式纳入与苏联的谈判，其实已触及苏联根本制度的改变。美国暗示，除非满足其条件，否则苏联不能指望得到它期望的缓和。
美国还对苏联实施秘密战，如压低全球油价，减少苏联硬通货收入，令已然捉襟见肘的苏联财政雪上加霜。苏联不得不大肆对外举债，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从1985年的30%，飙升至1991年的80%。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经济危机已远超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使他们成为三流强国，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改革失败导致苏联国内弥漫着对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极度崇拜，推动改革方案不断走向激进（1989年中至1990年8月至9月间）——从转向混合经济，幻想一步到位过渡到成熟的市场经济。总理帕夫洛夫以宏观经济稳定为前提的稳健改革主张，被得到美国支持、标榜“重建而非改革”（to be built anew, nor reformed）的“500天计划”（休克疗法）轻易压倒。美国财长布雷迪（Nicholas Brady）在1991年6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清晰勾勒了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重点：“……改变苏联社会，使其无法负担国防体系。如果苏联采用市场体系，他们就无法负担庞大的国防部门。真正的改革计划将使他们成为三流强国，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戈尔巴乔夫及亲信对现代经济一窍不通——无知程度令经济学教授出身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惊讶不已——因而很难觉察出美国政策设计中对苏联“去工业化”的深远意图。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不单单是戈尔巴乔夫，此刻（1991年夏）的苏联举国上下，对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充满期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告诫戈尔巴乔夫，不要对西方援助抱有幻想，但戈听不进去。1991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布什在七国集团伦敦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在任何时刻向苏联提供大规模金融支持；如果提供，也只提供给东欧国家。
此时，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挑战是国家解体在即。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都有过多次机会制止苏联滑向分裂。1989年至1991年，党内精英和强力部门不断敦促戈尔巴乔夫采取强硬措施；1990年10月，布什为争取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不否决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主动表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恢复宪法秩序。但戈始终顾虑重重，不敢断然施以“总统统治”（presidential rule），致使分离运动愈演愈烈，最终触发了8.19政变。
政变组织者绝非要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旧苏联，而是要阻止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该条约将导致国家邦联化和苏联丧失超级大国地位。他们无意推翻戈尔巴乔夫，只想胁迫他为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背书。他们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气和坚强的政治意志力。这注定了政变失败的命运。
换言之，政变失败完全不是因为反政变的力量有多强大——公开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民众数量非常有限，大约4万至6万人，大多数苏联人此刻向往的是强势领导者、经济改善和国家稳定，而非自由民主。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极度失望，令他们对这场闹剧般的政变十分冷漠，宁可做沉默的大多数。
西方态度更值得玩味——在政变首日，西方大国在震惊之余，已悄然在做与强硬派领导“复辟后”的苏联打交道的准备。
8.19政变失败的直接后果有二：1、叶利钦的权势超过戈尔巴乔夫；2、受到严重削弱的苏联政权再无力量制止国内分离主义。1991年11月，面对苏联即将解体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询问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实施大规模针对的可能性，后者回答：为时已晚！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肢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Belovezha Accords）。尽管实际权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但作为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仍有机会放手一搏，发布总统令否决该协议，从法理上阻止国家分裂。但最终，胆怯和犹豫让戈尔巴乔夫选择沉默以对，放弃最后的抗争，一个曾经强大无比的苏联帝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有更好的选择吗？
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于，戈尔巴乔夫不了解——在俄罗斯—苏联这样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尤其是推崇强国家和政治强人的社会，贸然实行政治开放势必导致局面失控，反过来令改革功亏一篑。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提供的重要镜鉴就是，必须先强固体制，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否则无法推动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安德罗波夫深谙此理，但他没有把它告诫给政治经验不足的下一代领导人。
毫无疑问，苏联体制积弊已深，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但如何改，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须要强调指出的是，苏联毕竟有别于传统社会，它是中等收入、城市化和教育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国家，更是具有强大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全球性大国，是尖锐对峙的两极世界中的一极。这一特征决定了苏联在外交上的任何失误，特别是无条件的单方面退让，都可能暴露和强化体制的固有弱点。在你死我活的美苏冷战中，如此自曝其短在战略上是致命的。安德罗波夫坚持强硬外交路线，道理就在于此。他指出，在军备问题上妥协让步，等于自取失败。戈尔巴乔夫不理解——均衡裁军、而非单方面削减本国军备，以保持与西方战略均势，才是争取缓和及保卫苏联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
有无可能跳出“托克维尔陷阱”——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既推动有效的改革，又避免国家解体？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推迟公开性和民主化，践行安德罗波夫的保守改革方略（perestroika without glasnost）。
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就不会有叶利钦的挑战，就不会出现失控的民粹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苏联就不会失去东欧，西方也就无从对苏联地缘政治的失败加以利用。所谓军工联合体等利益集团窒息苏联改革，以及军备水平过高拖累苏联经济之说，实属言过其实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保持与西方战略均势，最终有可能不是拖垮苏联，而是“拖垮”（在政治层面上的）美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一无所获的美国，面对债台高筑引发的国内强大反对声浪，极难再将实力政策推行下去——真实的历史是：美国从1985年开始削减国防开支，而苏联保持国防开支增长直到1990年。主张对苏缓和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则有极大可能在1988年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彼时（1980年代末），西方经济已进入衰退，这意味着诱导苏联施行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的“示范效应”会自然消退。这将给苏联从容评估和制定恰当的改革方针，提供较大的回旋空间。
坚拒单方面裁军，必要时保持东西方关系的“适度紧张”，不但有利于戈尔巴乔夫巩固权力，更有利于苏联国家利益。在冷战尚未终结之时，发生在1990年8月的伊拉克—科威特战争，将极大改善苏联的内外处境。首先，美国操纵油价暴跌的秘密战破产，而中东局势紧张引起的全球油价暴涨（从7月底至10月中旬上涨1.2倍）不啻于从天而降的“马歇尔援助”——不但将大大充盈苏联财政，稳定苏联经济，还将给困顿中的苏联改革注入生机。
其次，没有苏联首肯，美国无法在联合国通过对伊动武的决议，甚至难以获得国会支持。更重要的是，面对苏联重兵压境的冷战主战场——欧洲，美国轻易不敢从西德向海湾地区大举调兵，毕竟，苏联才是对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伊拉克是苏联在中东的盟友，苏联斡旋下的和平，最终将展示苏联而非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从而加强苏联在冷战和东西方关系中的地位——这与一味迷信缓和、在外交上努力迎合美国，直至默认其无所顾忌出兵中东，幻想能换取到巨额美援，最终把自己边缘化为美国“小伙伴”的真实情境，有着天壤之别。
戈尔巴乔夫抱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期望通过新列宁主义方式来改造国家，但此宏伟理想注定只能经由保守改革的路径来逐步达成。
如何避免“大国悲剧”？谁该学谁？怎么学？
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景仰的开明政治家阎明复，在为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13年）一书撰写的中文版前言里，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表达了“十分惋惜和遗憾”之情。他认为，“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是否不可避免，问题本身无关价值判断和情感好恶。如何理解苏联解体，以及如何从中恰当地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曾与俄罗斯裔著名冷战史学家祖波克教授（Vladislav M. Zubok）多次讨论苏联解体问题。我问：假如安德罗波夫活得长久些，苏联会怎样？祖波克回答：如果安德罗波夫足够健康，或者是普京这样的政治人物领导国家，那么，苏联至今都会安然无恙。又问：假如苏联出了个邓小平会怎么样？祖波克回答：苏联改革会取得成功，因为邓小平是革命者（revolutionary）。
此回答意味深长！但是，祖波克教授给出的这个答案似有待商榷。笔者以为，邓小平的改革远未达到盖棺论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经验表明，“威权改革”只可能取得阶段性成功，因为任何这样的改革都绕不开民主转型的问题，而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很难与封闭的专制政体长期共存——这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因此，与其说昔日之苏联应当效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如说今日之中国更应当正确汲取苏联的教训，在经济发展取得相当成效，随时可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适时开启公开性和民主化，通过兼容法治民主、强国家和自主发展的制度创新，把中国建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主的发展型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这或许是“半边缘”的中国在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为实现民族崛起可做出的唯一现实选择。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